何建明:没有谁是局外人 ——天津大爆炸一周年 作家何建明再谈《爆炸现场》

2016-08-25 04:59|作者: 金涛|编辑:田炯阳|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只是想谴责并诅咒那些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生命安危的公司老板、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员与职员,因为他们的贪婪、狂妄、粗心、麻木,最终酿成了和平时期这震惊世界的大爆炸,造成了对生命最严重的摧残。

天津港大爆炸现场消防队员忙碌的身影


  立秋刚过,暑热未消。一年前,就在同样闷热的天气中,天津港一声巨大的爆炸震惊全国。一个月后,作家何建明进入现场,创作了记录天津港“8 · 12”大爆炸的长篇纪实文学《爆炸现场》 。将近一年过去,何建明说,他仍然有很多话想说。


  记者:知道天津港大爆炸后,作为作家,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何建明:爆炸那一刻我就想去采访,但是没有机会。一个多月后我接到采访任务。现场对人的精神摧残非常厉害。死去的是英雄,活着的也不容易。


  记者: 《爆炸现场》中写了很多感人至深的事情。其中一个,烈士的老父亲见到领导,第一句话是:“儿子没给你们丢脸吧! ”


  何建明:那个老人一定要看看儿子工作过的地方,只能在立交桥上远远地望。特别有尊严、讲面子的父母。这种生命的崇高,甚至超越灾难本身,比爱情、家庭还要庄严、神圣。


  记者:您的报告文学素来擅长重大题材的写作,面对这样的一次灾难,您是站在一个怎样的角度、立场去切入的?


  何建明:这本书最初是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让我来写的,也是命题作文。公安部希望社会对消防、公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死了那么多消防队员,有人还觉得是指挥不力、救灾不科学,他们觉得很冤。但我写作时并没有纯粹按命题作文来做。也有人希望将矛头指向中间有没有腐败、瑞海公司有没有背景,但采访完后,我对这些问题看得很淡。这个事故,简单地说,是一个想赚钱的公司做危险品生意,危险品不是不能做,本身没有错,但是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客观讲,类似瑞海公司的人和事,很多地方都有。天津港爆炸这样的事故,谁都有责任,但是谁都没责任。如果我们职责不分明、法律不严谨、管理不到位,就会出现天津港爆炸这样的事件。这就是我最想说的问题。


  我到清华大学讲课,我说不要认为天津爆炸跟北京没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是学生,肚子饿了,到宿舍弄点吃的,插个电炉,哪知电炉短路,宿舍烧起来了,旁边有个煤气炉灶就爆炸了,校舍附近就是个加油站,爆炸又引爆了加油站。今天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不是独立的,你的一点点不规范的行为,不遵纪守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局部甚至全局的问题,影响一个单位、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时代。


  《爆炸现场》写出来以后,我憋着一股劲,非常期待全国的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看一看,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天津新港建得多好!一次爆炸,全毁了。


  记者:写作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何建明:这本书我写得有些憋气,不是在写作过程中,书出来以后很憋气。我写作三四十年,这是唯一一本出来以后受到某地区某些部门的压力的书。他们没有认真看作品,一提起天津港爆炸就不想说。我能理解,但他们应该明白,今天这个时代,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在大国崛起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出问题后要有反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而不是窝着、掩着。看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成熟不成熟,不仅仅是看他对成就的肯定或者认识,还要看他对灾难的认识、处理能力。一周年、两周年、十周年,天津港大爆炸应该成为我们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反面教材,使我们对发展保持更清醒的认识,实现中国梦,不要让噩梦把好梦破坏了。


  记者:在《爆炸现场》中,您集中笔墨写了大爆炸中消防队员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以及他们感天动地的英雄精神。或许有读者会质疑,您这是在唱赞歌,为什么不去追究大爆炸的内幕,比如腐败问题?


  何建明:追究腐败这个任务其实不是我能去完成的,而且我也完不成。我只是想谴责并诅咒那些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生命安危的公司老板、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员与职员,因为他们的贪婪、狂妄、粗心、麻木,最终酿成了和平时期这震惊世界的大爆炸,造成了对生命最严重的摧残。


  《爆炸现场》有一个写作的核心,就是人如何面对死亡,其中有死亡来临时人们相互间的拯救,也有死者去世后所受到的尊重。在最后一章《最后的安眠曲》中我写到,有人死后根本找不到尸体,为了让亲人看到自己的孩子,死者是通过科技手段“造”出来的。让死者有尊严,这是最崇高的敬意。


  我也有自己的尴尬。我在采访的时候就听到,有两个牺牲的消防战士的母亲又怀孕了。因为这个事,我想了很久,写了一首诗。我写道:“我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那天,我和战友赶到火场,还来不及反应,烈火便将我烧成了木炭。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那天你来到部队,抱着我的遗像,哭得天崩地裂,哭得倒了又起,起了又倒,你说,我是你的命根子,是你永远的小宝。后来,你小宝的我躺进了冰冷的墓地,每天守着恐怖的阎王,我好怕好怕。我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突然现在听说你又怀上了一个儿,一个我叫他弟弟的儿,这消息像惊雷、像霹雳。我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你说我死了,我的家从此断了根灭了香,可是我现在在看你笑,我看到祖坟上的青烟又冒了起来。妈妈妈妈,我还是不是你的独生儿? ”这件事我听了真是很心酸。不知道该怎么来表现这份情感。


  《爆炸现场》 ,讲的是生命体验,生与死的体验。既是命题作文,也不能完全按照命题作文的意思去做,我不能把一件伤事说成喜事。


  记者:有人说,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只存在于神话和历史故事中。但天津港大爆炸,平凡的消防队员做出了英雄的壮举。您如何看和平年代这些英雄的精神价值?


  何建明:死亡是瞬间的事情。大爆炸所引发的冲击波,如果不是有障碍物,可以将一个一百五六十斤重的人抛出数百米远,也可以将人体炸裂成千百块。在这么恐怖的爆炸面前,我们的消防战士经受了生死考验,他们的所作所为撼天动地。但是,从精神层面看,他们还不是精神领袖。英雄概念,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有的人,可能因为一件事成为永远的英雄,比如黄继光,他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我的《忠诚与背叛》这本书,重写了红岩故事。 《红岩》中甫志高是大叛徒,但真实的甫志高是怎样的?他是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不过甫志高确实当过叛徒。他被出卖以后,受不了噼里啪啦的皮鞭抽打,招出了二十来个人。后来国民党把甫志高投入大牢,希望他能再招出一些人,可没想到在大牢里甫志高又被他的手下教育,从此再也不当叛徒。国民党气急败坏,最后还是把他枪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小说中,仍然把甫志高当坏人。我是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他曾作为英雄的一面。人是复杂的。我们可能瞬间成为坏人,也有可能瞬间成为英雄。文学艺术塑造的是给我们启示、具有精神意义、鼓舞力量的英雄形象。


  记者:中国报告文学曾经有一个很火的时期,但现在似乎有点沉寂,读者对报告文学也出现了一些不满。您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建明:文学从神圣的高位到现在的有些边缘很正常。今天社会是多元的,报告文学如此,小说、诗歌同样如此。今天报告文学中精品力作依然存在,但社会在变,今天即使再优秀的报告文学,也只是众多的文艺作品之一,不可能成为全民阅读的焦点。


  再说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中国报告文学从引进到现在有一百来年,从早期民国时候夏衍的《包身工》 ,到新中国成立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 ,报告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告文学,是党和政府宣传政治信念、奋斗目标的重要工具,有对现实的批判,但更多的是歌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对报告文学有了一些不满,质疑报告文学是不是成了广告文学?其实优秀的报告文学品质依然很好。


  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制约了报告文学发展。报告文学创作要到现场进行艰苦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有核实。工作量很大,这使得很多写作者对这一文体产生畏惧,或者说使不上力。报告文学作家,需要政治、思想、艺术、社会等各方面的经验,这不是十七八岁的作者能具备的。


  记者:在西方图书市场上最火的是非虚构作品,国外所说的“非虚构” ,跟我们传统上所说的报告文学非常接近。但现在国内图书市场依然是长篇小说独步天下。


  何建明:在中国,人们对报告文学不满意,引进了非虚构的概念。实际西方非虚构有两种,一种是小说的非虚构,以左拉代表,他认为文学创作不能凭空捏造、想象,而是要接近生活。现在西方讲的非虚构,是指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公众现在觉得小说家越来越缺少想象力,小说没有现实生活精彩,非虚构反而更热闹,大家喜欢看。非虚构引进中国后,出现了文体问题。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被认为是非虚构作品,但“梁庄”这样一个地方却是虚构的。梁鸿很有思想,但她犯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中国现在的非虚构真真假假,成了虚构的非虚构。其实中国是“非虚构”的老大,从司马迁时候就有了。在大国崛起过程中,不管科技、媒体如何发展,纪实的手段如何多样,报告文学依然有自身的文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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