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年轻时我们这样热爱文学

2016-08-27 05:05|作者: 何建明|编辑:田炯阳

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但似乎又像昨天由自己编织的一次次憧憬的梦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拥有这么巨大而宽宏的书的世界和像雨一样多的媒介,我们有的只是早出晚归的“造反有理”、“打倒!打倒!”的恐怖岁月。真羡慕今天的人,又真憎恨今天的人——因为现在许多人躺在书海里却不知何处是知识,不懂得如何放下躁动的心,去静静地挑几本有用的书慢慢地、细细地将它读完……

  我听过两任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面对全国作家代表讲话时讲到他们年轻时曾经都有自己的“作家梦”。从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便知他也非常熟悉和热爱文学。其实,文学对每一个有理想和梦想的人来说,它都可能是我们年轻时的“恋人”。有人与这个“恋人”结婚了,便成了作家,没有与其“结婚”的人,有可能成了另一个职业的历史性人物。


  年轻时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如此热爱文学——


  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但似乎又像昨天由自己编织的一次次憧憬的梦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拥有这么巨大而宽宏的书的世界和像雨一样多的媒介,我们有的只是早出晚归的“造反有理”、“打倒!打倒!”的恐怖岁月。真羡慕今天的人,又真憎恨今天的人——因为现在许多人躺在书海里却不知何处是知识,不懂得如何放下躁动的心,去静静地挑几本有用的书慢慢地、细细地将它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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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的时光,永远值得记忆


  我们那个时候并非如此,然而我们那个时候却异常珍惜每一次阅读、每一本书,甚至会对每一次阅读都要用最廉价的方式和最原始的手段,一一地记下阅读的心得和体会,或者写上几段深情的文字。


  那时的我们每一次阅读都会像饱餐了一顿山珍海味,于是如果有了第一次梦想便紧接着第二次的梦想……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看一本厚厚的苏联小说纯粹是个偶然的机会:小学暑假时没有地方可去,便到了亲戚家瞎转悠。也就在这无聊的转悠间,我看到了一本没头没尾的厚书。书的前面少了十几页,估计是被之前看的人撕掉了,或者是被人当作“毒草”给“锄”了一遍。书的后面也被人这样“锄”了一遍,所以它成了没人关注的“垃圾”扔在大家不注意的地方。而我把它捡起来后,就再也没有放下,一直到读完,读完后又悄悄地藏了几天,最后不敢藏了,又把它悄悄地放回亲戚家。那个时候,藏“毒草”是有罪的,也会让人觉得很可怕,因为大人们告诫我们:凡是“毒草”,就会影响“身心”,我们是“革命的接班人”,任何“毒草”都不能沾边。但这本“毒草”却早已“毒”到了我的心灵深处——事实上我内心则像着了谜一般被书中的故事吸引着、感动着,并且从此将书中的主人公模仿了一辈子。书中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也记了一辈子,他就是保尔·柯察金。


  我之所以热爱和崇拜保尔,是因为他是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革命者,他有与冬妮娅的初恋,他有少年时拿枪战斗的惊险经历,他还有青春时修铁路和与白匪搏杀的战斗,及同女友丽达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炽热爱情……最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了“钢铁战士”和作家。这些都让我迷恋,都让我崇拜,都让我向往,都让我刻意朝着他的人生轨迹奋斗着、模仿着,一直到现在。


  他的一段话,当时我和许多人都能倒背如流,这段话也曾鼓舞了无数其他的中国青年。保尔的这段话这样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人类而斗争。人应当赶紧的充分的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和悲惨的事故随时可能结束他的生命。”保尔的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许多人没有在正式场合将它读出来,是因为他不像前面的话高亢和革命性。


  当我能背读这段话和书中许多情节后,居然仍不知道读过的本书叫什么名。太巧合,后来又在另一个邻居家读到了保尔特别钟爱的一个革命者“牛虻”的《牛虻》小说。这种巧合,我想肯定是我这辈子的一种“宿命”——让我与文学有关,干一辈子文学事。


  我许多次在给今天的文学朋友讲课时谈到自己童年时代的这段记忆和阅读经历。真的太宝贵、太影响我一生了!


  后来的阅读似乎就变得“方便”多了——有心者总能成事。我开始注意,每每“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中,总能从“造反派”的身后,及他们行将烧毁的书堆里发现几本“毒草”,有的是“大毒草”。那时我记得有两本“大毒草”是绝对不能碰的,它们是《欧阳海之歌》和《青春之歌》。少年时的逆反心理就这么强烈,你越不让的我们就越要去“试试”。于是“欧阳海”和“林道静”这两个名字便这样烙在我的心中。他们跟保尔不太一样,但我却能从书中发现他们也很崇拜保尔或保尔式的“战斗生活”。为了两本书,我还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挨打:父亲是个小官,小官在“文革”中也必须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因为造反派们说他的“主子”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带头揭发和批斗父亲的恰恰是父亲一手提拔的人,父亲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那个人就住在我家旁边——很长很长时候,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后来发现在中国历朝历代社会里,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今天也是如此。同一个单位的人,你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他会一辈子针尖对麦芒地磕着你,好像他不是妈肚子里生出来的王八羔一样,没有半点人性。这样的人最终会有报应。


  父亲被打倒,接下来的事就是我们家时刻面临被“抄家”的恐惧。这是我在十来岁时经受的最恐怖的事,至今不能释怀——因为不知哪天突然有人会举着铁棍和红缨枪之类的造反武器,把你的家团团包围,然后一脚踏开大门,冲进来一顿翻箱倒柜,拿走和砸烂他们认为的一切“封资修”和一切“复辟”的所谓“罪证”。不到40来岁的父亲,脾气耿直,刀架在脖子上就是不认罪。这让可怜的母亲每天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的妹妹才两三岁,姐姐早已不上学了,留我这“独生儿子”必须“好好保护”。母亲执意把我藏到亲戚家,可我不愿走——因为我在家的一个旮旯里藏了我心爱的几本“毒草”。如何保存它们成了我的心病。突然我有了一个心计:我发现母亲整天想着如何偷藏她从娘家带来的那些嫁妆和几段“洋布”……我想唯一能够“安全”的就是将我的那些“毒草”夹藏于母亲的那些“宝贝”之中。哈,居然成功了!一天,我发现母亲在黄昏时借着月光把她的那些“宝贝”藏进了只有我们家人才能找得到的那口枯井之中。母亲真是聪明,而我想她也是急中生智的无奈之计吧。那个时候,如果一旦被造反派们查出,肯定罪加一等。后来这两本“毒草”成了我童年时最亲密的“伙伴”,一直陪伴到中学时代。


  我的初中和高中阶段读了五年书,那时学制时间常常被改变。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文革”后期的1972年、1973年时,各地出现了一股被后来称之为 “修正主义回潮” 的时光。何为“修正主义回潮”?实际上是教育部门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开始恢复课堂正常读书的秩序,也重新有了考试等基本的教学形式。这应该说是“文革”中唯一的一段比较好的教育新秩序。记得我们升高中时的考试,不仅严格,而且考场上用的是“ABCD”卷,就是前后两排4个考生的卷子完全不同,相互之间别想偷看,偷看了也没用,卷子都不一样。可想而知,这种考试有多严。这也就造成了后来出现了张铁生的“白卷英雄”一说。我的初中和高中老师,都是上海来的,初中的班主任姓夏,是位很严厉的女教师。高中的班主任也是上海人,是一位从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在“文革”中落难到了我这家乡,并成了我们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他叫张伟江,后来是上海市教委主任,我们至今常见面。张老师是个标准的教书匠,没有脾气,为人极好,只知教书,不闻政治,所以在他的教育下,我们的高中阶段完全没有荒废,学到不少知识。另一位老师叫符鲁元,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是他让我对文学产生了一生的兴趣和追求。


  语文老师符鲁元先生是同学们最喜欢的老师。他到课堂,基本上不讲课文,讲的尽是历史上的故事和传说,滔滔不绝,古今中外,似乎他无所不知,这让我们每每渴望和期待听他的课。我原本的一点文学爱好在符老师那里得到了“裂变”——符老师注重我们学生的读书,并且经常出题目让我们练作文。有一次,苏州地区按照上面的要求,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进行“摸底考试”,全苏州的同年级作文题目是统一的,最后考试成绩出来,我得了84分。这个分数不是很高,但绝大多数同学最多只能得五六十分,相当多的人则不及极。记得考试成绩出来后的那天符老师见了我后,脸上特别灿烂,他眯着眼告诉我:你是全苏州摸底考试作文最好的一个。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的成绩也就84分。后来慢慢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是低分,我这84分就是“状元”了。这一次高分给我的激励是空前的、一生的。从此我便有了更多的“作家梦”……


  “文革”依然在进行之中。“白卷英雄”出来后,学校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整天“批林批孔”。我的“作家梦”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打击。不过还有机会——其实任何时候,你只要有恒心,人生的目标总是离你越近。那时我们江苏的新华日报上每月有两期副刊版,那上面有许多散文、诗歌、短小说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成了我相当一段时间的“文学导师”。煤油灯下,我把每一期的新华日报副刊版文章都要剪下来,钉成一本又一本的“文学作品集”,供自己学习,也作为自己练习写作的“参考书”。那种学习是精细和认真的,会对每一篇自己感兴趣的作品都会反复细嚼细品。


  1974年夏季高中毕业至1975年冬天的日子,是我一生最艰难的岁月。与农民们或在40多度的高温下、或在零下十几度的冰水里干活,我们时而在农田水利的战场,时而在“双季稻”的收割现场,时而又在江河滩上的拉纤路上……那种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扛得住的。“劳动少年”时所经历的那一幕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一辈子都不会忘却。现在有些知青一说插队如何如何的苦,比起我们吃过的苦,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天壤之别。我一直认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反映“回乡知青”的小说和纪实作品,这才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真正缺失。因为在那个时代,真正受到大苦大难的是我这样的“回乡知青”。下乡知青是“飞鸽”,随时可能飞走了,而我们“回乡知青”的命根就像石板一样针在那里,无处可逃,再苦、再绝望,也只能忍着,即便身子骨被大山压垮、粉碎,也还得在泥土里留下一个影子。


  多少年后,我跟朋友们说:南方农民们所干的活没有一样不会干,而且样样干得不错,尤其是插秧,我是绝对的“快手”,一天插秧能挣30多个工分。而且我还当过纤夫。朋友们听后嘲笑我是“吹牛”。我只能无语,心想:这还用“吹牛”吗?拉出来试试就知道。


  不过再苦的时候,我们还有甜美的事,这就是“文学”。苦难的时候,历史上许多大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经典之作。苦难的时候,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完成的是对自己人生的丰富性和意志锤炼过程。大概我们属于后一种。莫言兄曾经也跟我说过他类似的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几个有些头脑的年轻人,通过写黑板报,练就了一点儿“文学修养”,于是便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诸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中,有一批文学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至今仍然记得:我们同乡的几位年龄相仿的“文友”们聚集在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仓库内,晚上睡在稻草铺上,白天和黄昏则乐此不疲地进行文学创作——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且是冬季农闲时节,否则也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几个“农村精英”能聚集在一起。要知道,那时外面“批林批孔”的风正吹得紧着呢!很好笑,我们几个文学痴迷者,竟然借着“批林批孔”的学习班时间,埋头在煤油灯下进行文学创作。我记得除我之外,还有一位叫姚坤元和一位姓龚的女孩子,其他人记不住了,共七个人。后来乡友都干什么去了,一点不清楚。只有姚坤元先生一直跟我有联系,这位文学痴情者其实比我有才情。1975年底我当兵离开家乡后,坤元兄一直继续做着他的“文学梦”。可“文学梦”不能当饭吃,于是姚坤元当了漆匠,之后又开红木家具工厂,生意做得不小,在苏沪一带颇有名气。尽管如此,坤元兄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现今时常在我的手机里能收到他的“文学段子”——他的段子后面一般都会注明“原创”(每每看到这二个字,我就会心头发笑)。


  上面这些都是发生在“文革”时期,发生在我十七八岁之前的故事。


  然而,我真正的“文学课”是从进入部队开始的。那应该在1975年底之后的四五年间,那时我们的国家正是结束“文革”的前后几年,尤其是1976年之后的那段时光,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令我最难忘的是我和一位战友褚勇军(他是我的领导,部队新闻干事)多年一起读书、写作的岁月。褚勇军父亲是部队一野战医院的政委。褚爱好文学、喜欢读书,尤其爱好古典文学。我受褚的影响很深,而且因为我们的共同爱好,才有了几年时间踏踏实实的“文学补课”。这一段时光,极其可贵,收获匪浅。我和褚勇军成了那个时候的最好战友,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跑到当地的一家新华书店去买书。那书店距我们部队驻地有十来里路,当时书店进书非常少,尤其是中外名著,不是每天都有进货,通常一周才会有一批新书到店,而且每个人只能买一两本。问题是,书店每次进货也只有几十本书,所以购书人需要排队,即使排队者也未必就能买到。为这,我和褚勇军战友可就苦透了。为了能够买到书,我们必须早早地出发,争取在书店开门之前排队在最前面,否则就前功尽弃。哪知我们认为去的很早——早晨四五点钟就出发,可到书店一看,人家买书的队伍早已像长龙般地延伸到大马路上……那个时候,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真是令人感叹。于是我和褚勇军后来只好改成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从部队驻地出发,跑步赶到书店。这样我们就会总是当排队的“第一名”。可这“第一名”是多么不容易,你得在寒冷的露天呆上六七个小时——书店是八点半才开门。这六七个小时里,我和褚勇军只能裹着军大衣或静坐在书店前门的石条上,或在书店前的马路上小跑步。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感到何为苦,相反每次等到捧得一两本新书回到部队后,总是无比满足和幸福。如此一两年下来,我宿舍里放满了一本本中外名著,它们是英国作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萨克雷的《名利场》、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司汤达的《红与黑》,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中国古典名著《唐诗三百首》、《宋词选》……那个时候,我和褚勇军通常还不能同时买到同一本书,所以只好经常交换着看。他是一个唐诗宋词迷,每天早晨带着书跑到部队营房后面的山坡上背诗吟词。他告诉我,他一天背两至三首,准备用一年时间把千首唐诗宋词中的经典作品全部背下来。我很佩服和崇拜我的这位年轻首长,便跟着他,每一周总有三五天时间跑到营房后面的山坡上背诗诵词。我记得自己的记录是背过一百多首唐诗宋词,而褚勇军则能背近300首。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除了莎翁的经典剧本名篇外,尤其喜欢他的十四行诗作。对宋词和格律诗我也很钟爱,曾经一段时间在给恋爱对象写信时总会“赋诗”一首或赠词一篇。


  在买书十分困难的岁月里,我和战友几乎买到了我们想要的全部的中外经典著作,这是一件至今令我依然骄傲的“成就”。后来我有三大箱图书,并跟随我转辗东西南北近十年,一直到从部队转业时,我5个箱子的“家当”中有4箱是书……


  还有特有趣的事:1983年末,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北京军区某部回到北京,调武警部队工作。在内蒙那个部队时,条件十分艰苦,我记得刚到呼市时,冰天雪地,早上出操,一会儿冰茬就在嘴边结起。尽管如此,初来乍到北方,这对我一个南方人来说,异常兴奋。清楚地记得,我到呼和浩特当天晚上,与老战友白绍华(我们原来都在基建工程兵当新闻干事),听他讲述他们部队在沙漠里寻找战备地下水的故事,感动得我一夜未合眼,到呼和浩特的第一个星期就写了篇《大漠觅泉人》,稿子发给当时的《新观察》,很快发表了。此文后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5周年优秀征文”一等奖,奖品是一条毛毯。北国冬天虽然寒冷,但那条“文学毛毯”令我心窝温暖无比。


  北国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我所在部队有个图书室,由政治部负责。一名宣传干事负责买书和管理。由于我是北京调过去的,家不在呼和浩特,平时就住在办公室。战友们一到星期天就回家了,我光棍一人就是读书写稿,好像那时连电视都没有。孤独对不爱学习者来说是孤独,而对喜欢阅读的人从来不会有孤独。在我不停借书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书总不够看,借了一本没两天又得换书看。偏偏那个管书的干事又常不在班上,尤其是到了星期天、节假日,没书看的我就感到内心紧张和焦虑,于是到处寻找好书看——当然最好进那个放图书的屋子里去。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原来那个放书的屋子的门,只要使劲一推,就能轻易而入。哈哈,我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偷着乐。从此以后,我的看书就不再受局限。但有时看完一本好书后就极不愿意放回原处,所以渐渐我的放衣服的木柜里变成了满满当当的书箱——坦白说:谁也没有发现。但后来坏事了:在我离开呼和浩特调回北京时,人到了火车站,却突然被赶来的政治部的同事叫住了,说“何干事你暂时不能走”。我不知何故,看对方神色很严肃,似乎有什么重要事情跟我有关。大概相持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另一位战友(好朋友、姓薛)赶过来,对那个干事说:没事了,你回去吧!我的战友送我上了火车。我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从战友们的表情看得出,问题似乎还有些严重。后来等我到了北京若干天后,我的好战友悄悄写信告诉我,说有人发现我“借”了不少书而没有还,当时他们想追回并准备给我个难堪,是我的这位好战友帮忙化解了,说人家不就是因为喜欢文学才拿走了几本书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嘛!哈哈哈,我听后又是好笑又是脸红……自已给自己解围道:至于这样爱文学嘛!


  年轻时,我们如此热爱文学。文学又让我们不知好与坏、不知错与对,而更让我们明白了读书和品味书中的知识与人生经验是何等的重要!


  其实,年轻的一些习惯和爱好会延续一生。今天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延续下来。比如现在,自己写的书也多了,但丝毫不会因此而忽略好书和必读的书的阅读。有时连自己都会吃惊:如像前年写作《忠诚与背叛》一书,当新书出版后,重新整理为创作此书时的参阅图书,竟然一数有近百本之多!前些日子看到有人读了一个大学,便攻击和嘲笑我们那个年代因“文革”而失去读书机会的人“读书极少”,他哪里知道,课堂上的知识和学校里所读的几本书,在人的一生中只能算作人活在世上一辈子中喝的“第一口水”而已。靠喝了“第一口水”就显耀自己,未免太可笑了。人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周恩来总理留下我们的一个诤言。


  如今有一个问题,我想问自己,也想问大家:如今到处书山书海,我们为什么不再把书当成“宝贝”?如今我们从事职业文学,又为什么许多人并不把文学当作一种神圣,这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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