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卡达莱:战争中的人性是复杂的

2016-10-12 03:10|作者: 王晟|编辑:夏雨雪|来源:腾讯文化

在卡达莱的家中,无论是屋里的陈设、墙上的油画、客厅沙发边上散放着的利口酒和威士忌,还是电视里播放的法德联营文化频道arte,都显示出多年巴黎生活对他的影响。不过,“阿尔巴尼亚”在卡达莱身上是挥之不去的: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用法语发音规则念出时,他会下意识地将其纠正成阿尔巴尼亚语;尽管在采访中一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但他的写作却永远离不开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与现实。或许这是一代东欧作家的共性——试图远离过去,却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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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达莱在巴黎家中 拍摄:王晟

“单凭《梦幻宫殿》一书,伊斯梅尔·卡达莱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在欧美文坛,有评论家曾如是说。

80岁的卡达莱,是当代阿尔巴尼亚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1963年,当年轻的卡达莱以小说处女作《亡军的将领》在阿尔巴尼亚崭露头角时,中阿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借着这股东风,卡达莱造访过中国,他的名字也曾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

1978年,中阿关系转淡。“卡达莱”这个名字,要一直等到1992年,才再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线中——那一年,《亡军的将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时的卡达莱已经移居巴黎,在世界文坛声名日盛。

迄今为止,卡达莱的作品共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著名文学奖,包括2009 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及2015 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奖。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他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索尔·贝娄、纳吉布·马哈福兹、大江健三郎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国际布克奖得主。近年来,卡达莱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之选。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今世界最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

在文学之外,卡达莱与阿尔巴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霍查的关系,则一直引发外界争议。两人是老乡,都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城吉诺卡斯特。卡达莱以诗歌出道,在1963年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后就接到霍查电话,还当过霍查夫人主管的阿尔巴尼亚文联的主席和人民议会代表,写过不少“命题作文”。或因上述原因,在他的一些明显讽刺时事的小说被禁后,作家本人却未受太大影响。多年后,卡达莱辩称,一些职务是霍查强迫自己担任的,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

现在,卡达莱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巴黎,另一半时间住在阿尔巴尼亚。他在巴黎的寓所,位于巴黎最具有学术氛围的拉丁区,距巴黎索邦大学步行路程十分钟,再多走两步,便可以到达葬有许多法国文豪的万神殿,而让海明威流连忘返的卢森堡公园,就在他家斜对面。

在卡达莱的家中,无论是屋里的陈设、墙上的油画、客厅沙发边上散放着的利口酒和威士忌,还是电视里播放的法德联营文化频道arte,都显示出多年巴黎生活对他的影响。不过,“阿尔巴尼亚”在卡达莱身上是挥之不去的: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用法语发音规则念出时,他会下意识地将其纠正成阿尔巴尼亚语;尽管在采访中一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但他的写作却永远离不开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与现实。或许这是一代东欧作家的共性——试图远离过去,却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

文学的最高准则,就是独立性

记者:外界认为,阿尔巴尼亚的传统文化是你作品独特风格的源流。在你的《石头城纪事》《破碎的四月》《三孔桥》等书中,都体现出了非常丰富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文化特质。那么,你如何概括阿尔巴尼亚文化特质对你写作的内在影响?

记者:阿尔巴尼亚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特质和欧洲所有的文化特质是一样的。也就说,它是基于阿尔巴尼亚的传统和历史的。

但文学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历史,也不依赖于国家政治。文学与文化有关联,但并不从属于文化——文学有的时候像另一种文化,它的最高准则,就是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物体现的独立性。

文学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一位作家创作时,是写给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家的读者的——伟大的作家知道适应所有人的准则,他的写作会显现出一种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我们写作是为了人类,为了体现丰富的人性。

记者:让我们说说你写作时使用的阿尔巴尼亚语吧。它是如何影响你的写作的?

卡达莱:阿尔巴尼亚语可以算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中世纪时,很多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是用阿尔巴尼亚语、拉丁语和古意大利语创作的。很多作家用两种语言写作。这在欧洲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文学现象。

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阿尔巴尼亚时期,阿尔巴尼亚语一度被禁止使用。这也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中,有很长一段时期里,作品是由拉丁文写成的原因。当这个禁令被废止之后,在1555年左右,第一批用阿尔巴尼亚语撰写的书籍出现了。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用阿尔巴尼亚语写的。我认为这门语言发展得足够好,可以满足我创作的需要。

记者:即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搬到巴黎后,你也没有使用法语写作,对吗?

卡达莱:是的。我能讲法语,但没有用法语写作。在创作时,除了母语,确实有一些阿尔巴尼亚作家偶尔会使用其他语言,但我不做这种改变。一方面是我不愿意,另一方面,我的法语写作水平还不足以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即便我现在的生活一半在阿尔巴尼亚,一半在巴黎。

记者:作为一个关键词,“史诗”反复出现在你的作品中。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卡利也说,你依循着可以回溯至荷马的叙事传统。但你说,史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为什么?

卡达莱:“史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人们非常喜欢它。人们喜欢用史诗来讲述历史和民族的故事。但对于我来说,这削弱了文学的本质。文学必须依照自己的行事法则来运行,尤其是我前面说的独立性。而史诗过于流行,适合普罗大众。

在巴尔干半岛,史诗非常发达,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时,史诗就成为了一种爱国文学,像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反映。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民主社会之后,史诗就变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史诗的时代一定会过去。在阿尔巴尼亚,有一些作家也一直在尝试打破“史诗”这种古老的传统。

口述历史也是如此。在阿尔巴尼亚的某个阶段,确实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口述历史时期,它影响了数量巨大的民众。但在今天,因为教育的普及,口述历史的传统被越来越丰富的书写历史所取代。我认为,不够发达或者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会对口述历史产生更大的兴趣。这种方式如果现在还在继续,就是不正常。

写作可以抵抗暴政

记者:在创作早期,你写过大量诗歌。在你看来,诗歌写作和小说创作有什么区别?

卡达莱:如今占主流的文学体裁是散文。但在过去的阿尔巴尼亚,诗歌更容易写——因为诗歌更适合用于歌颂。因此在霍查时期,诗歌从来没有遇到过审查的问题。

记者:你的小说处女作是《亡军的将领》。是什么促成了26岁的你创作《亡军的将领》?你成年后并没有经历过战争,为何能如此深刻地刻画战争对人的影响?

卡达莱:我是在1963年创作这部作品的。我当时太年轻了,并不指望创作出辉煌的、热情洋溢的作品,所以选择了一个悲伤的主题来呈现那个时代。而在文学中,悲伤总是比欢愉更能触动人心。我想要写军人的悲伤、军人的死亡,这是我对国家政权的一种见解。我不能公开用写作来对抗国家政权,但是我有着与书中那位将军一样的悲伤。

战争中的人性是复杂的。我在4岁时见过战争,这一点经历对于理解战争中的人性当然是不够,但我能感受到它。文学是表达各种主题的手段,我们能书写爱情或一些哲学的命题,我们也同样能书写战争,所以我选择了战争主题作为开始。

记者: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行小说创作时,阿尔巴尼亚的文学主流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你的作品里有许多神话和虚构。这样的尝试能顺利进行吗?

卡达莱:即便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当时都是个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特别糟糕的时代:真相被隐藏,文学创作非常刻意。文学里没有激情,也不表现人类的痛苦。

在文学创作中,我尝试着加入我个人的价值观和人性的成分。我的创作都不属于当时那个政权所鼓励的主流文学创作范围。虽然这种尝试和努力很困难,但仍然是有可能的。独裁者再严厉的恐吓与训斥,也无法改变文学本身。

记者:你的小说使用了大量隐晦的语言,比如《梦幻宫殿》。在你看来,隐喻和寓言能给文学创作带来什么?

卡达莱:造一栋房子,我们需要建筑材料,在文学创作中也是。我们使用隐喻、寓言、借代来搭建“文学作品”这座建筑。但在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这些内容经常被删掉。

记者:你说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对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卡达莱:在通常情况下,写作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但在极权统治下,写作就成为对自由的呼唤。我们有自由书写对生活的思考的权利,所以写作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抵抗行为:抵抗暴政,抵抗权威,抵抗很多事情。

在阿尔巴尼亚,我们经过了一段从极权到自由的岁月,甚至经历了自由带来的混乱。在这些岁月里,作家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抵抗。

记者:说到这一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你创作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也搬到了巴黎。这些变化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深刻影响?

卡达莱:霍查执政时期,党管理一切,有许多“命题作文”和上面交待下来的写作任务。这些在今天当然都不存在了。但我觉得,我的写作并没有因为居住地改变而受到太大影响。我的写作一以贯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文学是非常独立的一种东西。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特别糟糕的时候,文学也会变得糟糕起来;一旦政治环境缓和了,文学也会变得好起来。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极权统治的国家里,也能找到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在我看来,作家不能让自己的创作因为政权的好坏而改变。极权国家里的作家们也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政治体制可以影响文学创作,但是不能完全阻止一部好作品的诞生。

记者:就你自身的经历来说,作为一个生活在特殊时期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写作的最大劣势是什么?最大优势是什么?

卡达莱:假如你在创作时有一个限制自己的既定框架,这就是你最大的劣势。假如你有强烈的表达欲望,这就是你的最大优势。

记者:你如何评价阿尔巴尼亚新一代作家的写作?

卡达莱:年轻一代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们积极、有野心,并且自命不凡。对于作家来讲,这些都是好的。他们的使命就是创造好的文学作品。

“很高兴中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卡达莱作品《耻辱龛》。该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故事:皇宫外墙被凿出了一个壁龛,放置叛臣和败将的首级。全书所有情节都围绕这一“耻辱龛”展开,充满魔幻色彩

记者:你的写作富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在阿尔巴尼亚传统之外,哪些世界作家启发过你?

卡达莱: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现象,但我不同意“魔幻现实主义属于拉美文学”这种肤浅的判断。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浓重的魔幻成分——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缺了魔幻成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我来说,但丁的《神曲》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就像我这样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也和全世界的作家一样,天生有权使用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人性。我相信,在中国文学里,也能找到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记者:你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宿命问题。你如何看待宿命?你认为自己的宿命又是什么?

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文学里,“宿命”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概念。但“宿命”从来就和文学紧密相连,这是共识。

文学创作并不像历史研究那样需要逻辑清晰。在文学创作中,“宿命”与逻辑和决定论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我们也能在大众流行的口头诗歌里找到“宿命”。“宿命”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主题,体现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也表现了人类思想的黑暗面。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性和神秘感的概念。

我非常喜欢“宿命”,因为其中隐藏着真相,这种真相非常难以寻觅。我个人的宿命就是当作家——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职业,存在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竞争,每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在拼命试图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为此竭尽全力。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也是一种幸福的折磨。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一个“例外”吗?

卡达莱:这是指作为一个作家,是否认为自己在文学界很特殊吗?错了,通常很多人都不得不书写同样的主题。所以唯一的区别是等级,即一个好作家和一个平庸作家之间的区别。

我是阿尔巴尼亚作家里比较出名的一个。在阿尔巴尼亚这么小的国家,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非常难,所以我们常常说不出阿尔巴尼亚作家的名字来。但我还是要强调,文学是独立的,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它与国家的大小、强盛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逻辑上来讲,一些国家的人口多,应该出现很大数量的国际知名作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的,我算是个特例,我是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家里的国际知名作家。这体现了作家这个职业的神秘感,以及文学的美感——一个作家成名与否,没有什么必需的前提。

记者:有人把你跟卡夫卡和奥威尔相比,对此你怎么看?

卡达莱:我自己很难评价。我很喜欢卡夫卡。我想,我也不会是第一个被人们拿来与卡夫卡做比较的人。

记者:2013年,莫言的《蛙》在阿尔巴尼亚出版。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

卡达莱:我知道莫言,读过一点他的作品,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我的阿尔巴尼亚编辑与中国的出版社签了版权引进协议,准备把一些中国作品译成阿尔巴尼亚语出版。不过,对我来说,中国是另一个世界,我对那里不太了解。中国作家需要更出名一些才行。

记者:你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卡达莱:真的吗?这说明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度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日常经验。文学体现出来的人性总能带来新的东西。我很高兴中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对于我来说,这是人类精神的胜利,是人性的胜利。

记者:你最近在创作什么新的作品?

卡达莱:我一直在写作,至今没有停过。我的下一部作品有120页,讨论的是暴君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我想写一写传统意义上的暴君和“艺术暴君”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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