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仅接受中学教育 靠自学成材

2016-12-07 10:39|编辑:admin|来源:中国网

钱穆辍学后,自此再也没有进入学校读书,这对于以进入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作为目标的钱穆来说,实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他18岁便为人师,在乡间中冥思苦学,自行摸索为学的路径,完全靠自学苦读在学术上成就一番事业。不过成名后的钱穆并不希望青年学子以他为榜样,走自学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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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字宾四,1895年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无锡无疑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里至少出现了两位很有影响的国学大师: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精通经史,著述宏富,尤以治文史校雠之学而名著当世;钱穆,成名晚于前者,却后来者居上,有“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当代朱子”、“一代儒宗”之誉。

钱穆的父亲叫钱承沛,字季臣,1866年(清同治丙寅年)生。他3岁丧父,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也许是老天捉弄的缘故,自幼体弱多病的钱承沛三次皆在考场中病倒,不终试而出。以后遂绝意仕途,无意功名,在七房桥设馆授徒。

钱穆从他父亲的身上,看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士绅所起的重要作用。钱穆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温情与敬意”,坚决反对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张,这与他早年乡村生活的体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钱穆出生这年为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之年。正因为钱穆的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终始,他的治学始终充满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情。

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钱穆日后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钱穆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以教书为业,很慬得一套教育子女的方法。在钱穆的记忆中,父亲对他们从不疾言厉色,而是采取慈爱和启发引导的方式教育他们。

钱穆的父亲染有烟瘾,在荡口居住的几年间,他晚上常到街口一鸦片馆吸烟。在钱穆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他也被带去。父亲的朋友要他背诵《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钱穆从容不迫,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而且还揣摩人物个性、身份进行表演,令在场的人刮目相看。他们对年幼的钱穆称赞了一番,只有他的父亲没说一句赞扬的话。

第二天晚上,钱穆随父亲外出,路过一桥,父亲借此将儿子教训了一番。

“认识桥字吗?”父亲指着桥严肃地问儿子。

“认识。”儿子脱口而出。

父亲又问: “桥字何旁?”

儿子答道: “木字旁。”

父亲再问: “木旁换了马旁,是何字?”

“骄字。”儿子的脸上露出惶恐的神色。

“你知道骄字的意思吗?”

“知道。”儿子点头说道。

钱承沛拉着儿子的手轻声教诲道: “你昨天晚上的讲话,正像那字,你知道吗?”

钱穆闻父言如闻震雷,低头默不作声,心中惭愧不已。

母亲蔡氏,家住无锡蔡师塘头,她16岁来到钱家,生有四子一女。虽然目不识字,但颇知礼节,深为族人所敬重。教育子女,委婉不责,常以“闲话家常”的方式进行,对子女多有启发。钱穆称自己幼小初有知识,即多得益于母亲与兄长之日常家语。

父亲去世时,除书籍外,没有留下任何产业,家徒四壁,贫困不堪。母亲秉承父亲遗志,宁愿忍受孤苦,也决不让孩子辍学。

在家庭教育方面,钱穆受母亲的影响最大。他幼年、少年时与母亲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母子之间的感情尤深。在他17岁那年,得了伤寒病,因误用药物几乎不治,是母亲在身旁精心照料了近两个月才脱离危险。对于慈母的再生之恩,他终生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1904年,钱穆与长兄钱挚一道考入无锡荡口果育学校,开始了小学四年的读书生活。

果育学校,是清末无锡乡间一所新式小学。清末民初,无锡以重视教育享誉全国,和与它邻近的南通并称为“全国两模范教育县”。

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钱伯圭与钱穆同族,是离七房桥不远的鸿声里人。他有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一个是金属物理学家钱临照,一个是工程力学家钱令希。有一天,钱伯圭摸着钱穆的手问他: “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道: “读过。”钱伯圭借此教诲学生道: “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这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各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以后应该向他们学习。”

钱伯圭的这番话对年仅10岁的钱穆来说不啻如巨雷轰顶,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从而引发出他毕生的治学宗旨和一生的终极关怀: 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将何去何从?他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这样回忆道: “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钱穆记忆力强,有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本领。他在果育学校听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二遍即能背诵。所写作文亦佳,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很受老师华倩朔的欣赏。

有一天,华倩朔以“鹬蚌相争”为题,让班上学生写作文,钱穆挥笔写下了400字的短文。第二天早晨上学时,他看见自己的作文已被贴在教室外的墙壁上,有不少同学正在围观。上面有老师的批语: “此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苏代以此讽喻东方六国。唯教科书中未注明出处,今该生能以战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钱穆作文的结语是: “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老师的评语是: “结语犹如老吏断狱。”钱穆因此文受到老师的称赞并升一级上课。

1907年冬,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中学读书生活。

据说钱穆被录取还有一个小插曲。到常州府中学堂考试归来10天后,无锡县署寄来果育学校被录取学生的名单,高四全班八名同学全部录取,只有钱穆一人落榜。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晚上拥被大哭一场。第二天取长兄所购之书逐册埋头苦读,发誓勤奋学习,以雪前耻。可是隔了不久,县署又补发通知,说他也被录取了。好事多磨,用悲喜交集来形容钱穆当时的心情,恐怕是再也恰当不过了。

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期间,除校长屠孝宽外,给钱穆印象最深的还有教史地的老师、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吕思勉。

有一次地理课考试,吕思勉出了4道题目,每题25分,其中第3题是叙述长白山的地势军情。钱穆对此题很感兴趣,首先作答,下笔后思如泉涌,欲罢不能,直到交卷时,才发觉自己只答完了一题。考试结束后,吕思勉在办公室批阅试卷,有几位同学趴在窗外偷看,刚好轮到批改钱穆的那份试卷。吕思勉阅完试卷后,正在卷后写批语。本来这种考卷不必发回,只需批一分数就行了,然而老师的批语,却写了一张又一张。他嫌用来批改的铅笔写了削、削了写打断思路,干脆用小刀把铅笔劈成两半,抽出铅条,在卷上不断地快写。钱穆只答了一题,最后竟然得了75分,足见吕思勉对钱穆的欣赏了。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四年级时,学校发生了学潮,他在这次学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的行政领导,在监督(校长)之下设有舍监,类似以后的训导长。学校首任舍监刘伯琮,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诱,以身作则,学生多乐从之游。第二年,新舍监陈士辛到校,教学生修身课。由于新舍监只重规章制度,而少训诲启导,与学生相处不好,成为学生共同反抗的对象,从而酿成学潮。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不久便回到了七房桥老家。校长屠孝宽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明伶俐的学生爱护有加,写信给他的哥哥钱挚,希望钱穆向校方申请复学。但请求复学之事因舍监陈士辛的反对作罢。于是由屠孝宽代为申请,推荐他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

1911年春,钱穆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武昌爆发了反清的武装起义,由于时局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校方下令全体师生、仆役全部离校。钱穆投军不成,又遇学校关门,无奈之中只好乘南京开出的最后一班火车离去,由上海返回家乡七房桥,结束了自10岁以来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的求学生涯。

钱穆辍学后,自此再也没有进入学校读书,这对于以进入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作为目标的钱穆来说,实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他18岁便为人师,在乡间中冥思苦学,自行摸索为学的路径,完全靠自学苦读在学术上成就一番事业。不过成名后的钱穆并不希望青年学子以他为榜样,走自学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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