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振:苏东坡的快乐哲学

2016-12-08 04:23|作者: 王树振|编辑:夏雨雪|来源:天津日报

在林语堂为心中偶像所列的诸多桂冠中,首先便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可谓是一语中的。苏东坡早年曾为仁宗皇帝所器重,一度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但是很快便因其同僚所不容,此后屡遭贬谪颠沛流离,终其一生也未能逃离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他遭受过百日系狱的凌辱折磨,也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流放生活,尽管遭遇如此不公,经历如此苦难,但他没有愤懑抱怨,更没有颓废沉沦,而是苦中作乐笑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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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林语堂《苏东坡传》

在林语堂为心中偶像所列的诸多桂冠中,首先便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可谓是一语中的。苏东坡早年曾为仁宗皇帝所器重,一度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但是很快便因其同僚所不容,此后屡遭贬谪颠沛流离,终其一生也未能逃离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他遭受过百日系狱的凌辱折磨,也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流放生活,尽管遭遇如此不公,经历如此苦难,但他没有愤懑抱怨,更没有颓废沉沦,而是苦中作乐笑对人生。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自嘲道:“心似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总是如此乐观豁达乐天知命,难怪林语堂称其为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此言确乎!

当他因“乌台诗案”而身陷诏狱,其政敌几欲置其于死地之时,尽管性命朝夕不保,而他却视之坦然,依旧酣然入眠;被贬黄州后,面对朝中政敌的恶意中伤,他莞尔一笑,不屑驳斥,吟诵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奔赴更为蛮荒的惠州;在惠州,他写下“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以示胸无块垒超然豁达,而此诗被其政敌章惇看到,“以为安稳,故再迁也”——既然在惠州“春睡美”,那就贬往更为僻远的儋州吧,“遂再贬儋耳”。初到儋州,苏东坡的境况极其荒凉,生活也极端艰苦,尽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但他依然“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贬谪当作难得的出游机会,在最艰难的岁月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情趣。对于那些诽谤中伤他的人,他也不恨不恼。他曾言道:“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其内心的旷达洒脱由此可见一斑。

对苏东坡而言,能放下的是个人的恩怨与功名,放不下的却是天下的黎民苍生,因而每到一地,总能造福一方:在密州,他“洒涕循城拾弃孩”,救助孤儿,深孚民望;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兴修水利,遗惠至今;在徐州,他亲率军民抗洪,蓑衣芒鞋,浑身泥湿,身先士卒。当新党旧派在朝中争权夺势之时,贬谪外地的苏东坡,只身从事救荒济馑,全力以赴;当士大夫们都在空谈国家社稷,只有他一人关心洪涝荒旱,饿殍千里。他曾上书直言为民请命,必至成功而后已。面对朝廷的碌碌无为,他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世间的不平之事,他更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那豪放不羁守正不阿的性情,危言危行遗世独立的操守,为国为民救济苍生的情怀,使得他只求独行其道,其余一概付之悠悠,因此才能活得无所畏惧快乐潇洒。

尽管一再遭贬,然而无论处境如何艰难,苏东坡总能找到快乐的理由,因为他不但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同时还有一颗安享美好的心灵。在黄州,他发现的是“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绝,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在杭州,他欣赏的是“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在密州,他体验的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在赤壁,他感慨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惠州,他安享的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如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言:“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作为一个把乐观精神推向极致的中国文人,苏东坡的快乐源自其诙谐幽默的天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被贬黄州后,尽管物力维艰,他仍苦中作乐,甚至怡然自得地向秦少游介绍勤俭持家的经验:“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尽管后来又被贬儋州,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辛生活,而他却诙谐地告诉朋友:“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尽管仕途坎坷命运多舛,苏东坡却不以为意,始终惬意地享受着生活。他不但钟情于美食,而且酣眠贪睡,此外还写诗作文,深得其乐。他绝不会因别人的诽谤中伤而折磨自己,甚至还要想方设法犒赏自己,与此同时,还将犒赏的感受写成诗文,与世人分享自己的潇洒与快乐,因而他那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非但不暗淡悲惨,反而充满了盎然情趣。

茗香满屋的氤氲,隐约而现的是他淡定的身影;粗麻葛布的衣饰,遮掩不尽的是他儒雅的气质;曲折坎坷的遭遇,消磨不完的是他倜傥的风流;辗转红尘的求索,流露而出的是他赤子的真纯;信手而来的诗文,淋漓书写的是他亦仕亦隐的追求。毕生游走于儒释道之间的苏东坡,以儒学为准绳,精研佛学,而骨子里却是纯粹的道家,终其一生,其入世、遗世和出世之心,相谐相成,静水流深,形成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较之屈原,他多了一分自我意识,少了几分愚孝愚忠;较之陶潜,他多了一分入世情怀,少了几分孤寂清闲;较之韩愈,他多了一分豁然通达,少了几分绝望悲观;较之李白,他多了一分济世责任,少了几分孤傲狂漫;较之杜甫,他多了一分宽容大度,少了几分愤懑埋怨;较之朱熹,他多了一分童真童趣,少了几分拘泥刻板。然而,自始至终,他都在红尘的边缘徘徊。万丈红尘,吾谁与归?思之不得的时候,一曲千古绝唱《定风波》横空出世。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东坡返璞归真后的自言自语;“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对一生犹疑徘徊的回答。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却让他演绎得理所当然浑然天成。他兼容儒释道的精髓,关注民生,透悟人生,洞悉自然,这才是苏东坡快乐哲学最根本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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