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本相:一个不懂并轻视传统的人,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力量

2017-02-20 04:49|作者: 徐健|编辑:admin|来源:文艺报

天津解放后,我看了《赤叶河》《白毛女》,怦然心动,从而涌进解放的大潮中,参军了。在朝鲜战场上,我看过中国最好的戏曲演出。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天津人艺的戏几乎都看过。这些,不过是作为一个观众的一种业余娱乐罢了。也是一个极为偶然的约稿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曹禺的文章,由此就身不由己地被推进了戏剧的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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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本相先生是中国戏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专家、资深戏剧评论家,是现今中国话剧研究的领军人物,成就非凡。他学养丰厚、治学严谨、自成一家,从事话剧研究近40年,始终坚守着一个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和坚韧的学术品质。如今,田本相先生已是85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近年来,他为《文艺报》撰写了《呼唤学院派戏剧理论批评的回归》《新时期戏剧的“二度西潮”及其启示》《抗战戏剧:构筑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等10余篇极富理论思辨和现实观照的文章,在戏剧界引发了强烈反响。在2月17日举行的2016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颁奖会上,田本相先生荣获“优秀作家贡献奖”。

由于工作原因,记者与田先生有了不少见面、交流的机会。尽管田先生说已经很少进剧场了,但是每当跟他谈起中国话剧的现状和问题,他总是切中时弊。从近些年他对新时期话剧“二度西潮”问题的关注、对中国话剧思想危机的忧患到对重振学院派戏剧批评的期许,一次次铿锵有力的发言、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我们感到田先生并没有远离话剧现场。丰富的知识储备、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艺术发现,使他总能从各类话剧演出,评论的信息、资料中找出最有价值的线索。田先生把自己称为“戏剧旁观者”,“一个戏剧界的朋友”,但就是这位“朋友”的清醒认识和真知灼见,推动着中国话剧研究的前进,影响、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戏剧研究者、创作者的成长。

戏剧评论的写作离不开客观、公允,但更需要情感的注入

记者:田先生,首先祝贺您获得“优秀作家贡献奖”。能谈一下此时的感受吗?

田本相:这个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感谢《文艺报》的热情推荐。由这个奖我回想了之前获得其他奖的经过。最早是我的《曹禺剧作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大概是戏剧理论著作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评奖。这次评奖,也是我未曾料到的。我根本不是戏剧界的,而且是一个无名人士。后来我才知道,是我未曾谋面的陈瘦竹教授,在评委会上竭力推荐,慷慨力争得以通过的。20多年后,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集合了一批学者近5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比较文学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但在相关部委组织的评奖中得到的却是一个三等奖,而有的通俗写本倒可以评上科研成果一等奖。倒不是得到一个什么奖就光荣了,只是觉得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制度作为评奖的依据,会让很多的评奖变得毫无价值。这次能够获得“优秀作家贡献奖”,我还是相当重视的,感到欣慰。这是戏剧界之外对我写作和思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继续从事戏剧研究、戏剧评论工作的鞭策。

记者:《〈哗变〉的启示》应该是您最早在《文艺报》刊发的戏剧评论吧?那个时候,戏剧理论批评的状况还是意气风发的,戏剧观争鸣相当活跃;如今30年过去了,戏剧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戏剧市场活跃了,但戏剧理论批评却让我们感到“失语”甚至危机四伏,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田本相:北京人艺话剧《哗变》的演出,朱旭、任宝贤的表演,令人陶醉。对于话剧艺术,我认为“话”依然是它的魅力。而这个剧本也对当时半瓶醋的现代主义的膜拜是一个清醒剂。我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写了《〈哗变〉的启示》一文给了《文艺报》,这也是我在《文艺报》上发表戏剧评论的开始。文章中,我第一次以“悖论”来解读剧本,在当时是非常有新意的。我始终觉得,戏剧评论的写作离不开客观、公允,但更需要情感的注入。只有首先打动内心,评论者才能写出真正感染人的文字。《哗变》的写作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20多年过去了,戏剧理论批评经过了低沉、低迷的状态,现在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一个新的因素却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戏剧批评被看不见的金钱之手所操纵,相当部分的戏剧批评被称作“票房评论”。这种评论有相当部分是为了市场所需,有些成为媒体推广的软文,有些则是研讨会上专家的吹捧文章。戏剧批评一旦为这些无形之手所控制,批评的专业性就会变质,甚至再好的戏剧批评也会隐约透露出铜臭的异味。而在戏剧批评中助长趋炎附势、追名逐利之风,势必将使戏剧批评失去真诚,失去原则,失去公正。

鲜明地肯定曹禺在中国话剧文学创作中的首席地位

记者:您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现代文学转向话剧研究的,那时您也40多岁了,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转向的?又是什么样的内在驱动促使您把曹禺作为学术研究的重心的?

田本相:在我的童年生活中,似乎没有戏剧的种子,甚至连一出戏都没有看过。在天津上中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过曹禺《蜕变》的演出。倒是因为看戏,让我产生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天津解放后,我看了《赤叶河》《白毛女》,怦然心动,从而涌进解放的大潮中,参军了。在朝鲜战场上,我看过中国最好的戏曲演出。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天津人艺的戏几乎都看过。这些,不过是作为一个观众的一种业余娱乐罢了。也是一个极为偶然的约稿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曹禺的文章,由此就身不由己地被推进了戏剧的圈子里。

读曹禺剧作的内在冲动,是难以抑制的,它让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积淀的历史负担是太深重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所展开的世界,真是一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世界。从周朴园、曾浩等人身上,可以看到当代一些人的面影,他们就是周朴园和曾浩的子孙。古老的幽灵仍然在今天游荡着。搜集曹禺资料的过程,也是发现和思考问题的过程。 当时看到上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外语系主任谢迪克教授评价《日出》的观点,他说:《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谢迪克是美国来的教授,他如此说《日出》,不该是廉价的吹捧吧。据我后来的调查,他们没有任何私人交往。这样的评价同一些身居国外的曹禺研究者的意见是那样地抵牾,而像这样的评价,为何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而被历史所淹没?我正是从这里得到启示,打开缺口,深入曹禺剧作的堂奥的。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重新给曹禺及其剧作以历史的定位和评价,鲜明地肯定曹禺在中国话剧文学创作中的首席地位。在对曹禺潜心研究中,我感觉到曹禺跟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凭借着对鲁迅的感受,我对曹禺的评价是:他不但是中国话剧创作第一人,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中也是值得骄傲的。

记者:纵观您的曹禺研究、北京人艺研究、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等领域,我们发现您的学术视角和人文思考始终处于学界的前沿。可以说,新时期30多年,中国话剧研究的进展、重要活动的举办,很多都是在您的精心策划和推动下展开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您也是国内电视文化研究的开拓者。

田本相: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戏剧危机、电影危机的呼声中走进电视研究的。由于80年代初期电视的突然崛起,给一些艺术门类带来了巨大冲击。虽然导致这些艺术门类危机的因素是多样的、复杂的,但是电视的作用却是重要原因。我把这些称之为电视冲击波所引起的电视文化现象。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对它又该作出怎样的评价?这些问题困惑着我。此外,电视在社会生活中也激起巨大的反响,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这一切都迫使人们对它不能不刮目相看了。由此我提出一个看法,即把电视对传统艺术门类的冲击,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结构的大变动,把对电视的研究纳入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艺术的系统以及社会的系统中加以考察,而不是把电视单单看作“电视台”的事业。于是便有了《电视文化学》这本专著。我觉得该书中提出的问题,它的基本思路和方向,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中国的电视目前还处于结构性的困惑中,仍没有在高度的文化理念指导下,处理好电视文化不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这是值得关注的。

诗化现实主义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精华

记者: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在对中国话剧历史的梳理和总结中,传统至关重要。但我们看到,实际上,新时期以来对于中国话剧的传统、中国话剧现代化、民族化,艺术创新等问题的争论,似乎是一团乱麻。在您看来,中国话剧110年的发展的独特性何在?又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田本相:你提出的问题也是研究中国话剧史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这种独特性,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具有争议的现实主义问题上。我在《试论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的演变》一文中作了梳理和辨析,概括出诗化现实主义的“关键词”,并作为中国话剧独特性和民族的独创性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说。在我看来,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一个支流,前者是后者在中国国土上的一种衍生发展的形态,但它没有西方现实主义运动得以产生的深刻背景,以及一套哲学文化理论的准备,这就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先天不足之处。但这种影响决不能认为是一种全盘的移植照搬,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的、消极的影响。接受主体的制约作用,决定着影响的性质、范围和程度。像曹禺的剧作,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于伶的《夜上海》,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作品,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进行了深层的渗透融合,从审美精神、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到语言等各个层面上,实现了民族独创性的改造和转化,集中体现了中国话剧的杰出成就和艺术成果。诗化现实主义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精华,也是中国话剧对世界话剧现实主义的一个发展和贡献。

在探索中国话剧的优秀传统、独特性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话剧的问题探讨。在中国话剧理论批评的论争中,还始终贯穿着创新和保守、传统和反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激烈冲突。比如,一些“创新派”激烈地反传统,以为今天话剧的一切弊端均来自传统。这就反映出“创新派”的弱点,一是不能正确理解创新的内涵,二是不知道创新必然建筑在对传统的洞悉和识见上。一个不懂得传统并轻视传统的人,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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