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化与自信(演讲实录)

2017-05-25 10:23|作者: 王蒙|编辑:admin|来源:中国文艺界网

一种文化长期停滞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产生变化,一开头很美好的东西它变成老一套,一开头很有仪式感的东西它变得枯燥乏味了,走过场了,一开头大家极有兴趣的、接受的东西它就变成了成年老醋、成年老酱。所以李敖用一个词,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酱里加点豆子它还是那酱,这缸已经搁了几千年了。它有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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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下午3点,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先生应邀在湖南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坛”举办讲座,先生结合衡阳的历史文化底蕴,畅谈“文化与自信”,旁征博引,用孔孟哲学思想剖析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就文化发展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为现场近700名观众带来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讲座由衡阳市委副书记邓群策主持,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农,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蔡测海出席讲座。

以下为演讲实录: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衡阳和大家交流一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一些理论和学术的问题。进入衡阳我这只是第二天,过去没有来过。我也深感自己过去对衡阳的了解非常少,非常惭愧。而一进入衡阳就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不管是古代史、近现代史,不管是谈到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革命家、军事将领等等,衡阳都是举足轻重的。而我过去对它知道的那么少,所以确实愧对衡阳的朋友。那么,今天我就这个文化自信的问题,跟大家谈几点体会:

第一点,我想说一下,就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文化自信的问题有过许多次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大部分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来的。比如说,提出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提出来“传统文化是我们的魂和根”,还提出来“文化自信是最重要的自信、是最综合的自信,是其他几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基础,还提出来“文化自信主要指的是传统文化”,另外还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用创造的精神来实现中华文化的转化”,“以创新的精神实现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整合性的一些提法,因此他就给了我们一个任务,我们要探讨这些提法、我们要充实这些提法,我们要领会、讨论、联系实际这些提法。

“联系实际这些提法”是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文化的内容太广泛,你要讲传统文化内容就更广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历史很长,现在有详细的文化记载的是,我们一般说是3000年,但是呢,中国有很多学者坚持是5000年。比如说,仰韶文化是5000年,我们今天看到的蝌蚪文那些它都超过3000年,但是更详细的探讨又缺少那方面的内容,3000年、5000年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你要探讨起来,你会相当的吃力的,而且会有各种说法,版本不同,就这一个字你就可以研究上10年,这个字原来是什么字,它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这几千年当中又经历了不知多少变化,这种变化让你说不清楚,所以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进行一些探讨。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谈谈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传统文化太多了,马王堆发现的是传统文化,你在三星堆发现的也是传统文化,河北的金缕玉衣也都是传统文化。但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精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民、被中国的社会所接受的,而且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的心里头的那样一些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还要加上我们的一种有特色的思想、论证的方法。简单说是中国人的思路是什么,让我们探讨一下。这个题目太大,我只能简单地说一说,不可能说得很清晰,也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研究中华文化的人多,但是真正从总体上给中华文化下定义的人非常少,原来国新办的主任赵启正同志还跟我说过,到了国外,人家外国人就问,说你整天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到底怎么个博大精深法?结果你要想讲清楚中华文化怎么博大精深,你讲不特别清楚,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统一的说法。所以,我们在这儿做一个探讨,有一个稍微方便点的方法,就是牵扯“国学”这么一个概念,“国学”这个概念到现在也还有不同的说法,我这里不详细介绍了。

但是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编辑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他也用了很多毛泽东主席在他年轻的时候对“国学”的看法,毛泽东说“国学”指的就是“四书五经”,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我在这儿说的传统文化比这个还要稍微宽点,因为“四书五经”讲的是儒学的观点,我这里还想多加点道家老庄为代表的观点。因为都知道东周时期,大约2500年以前,那个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奠定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道德思想、哲学思想、人生态度的基本格局。

那么,它有几个什么特点呢?第一,我要说我的体会,为什么传统文化对中国人这么重要?因为,儒家的观念实际上是“文化理国”,孔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道之以政”, “道”也就是“导”,在这里当 “引导、指导”的那个“导”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说,你用政治手段来引领、用法律惩治手段来规范,这不是最好的办法。请注意孔子的特点,他是什么话都说得绝不夸张、恰到好处,他没有说这个不好,他说这个也好,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好,只是不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更好的方法是用道德来引领人民,用礼仪、礼法、礼貌、礼节、礼仪来规范人民。因此,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你就像北极星一样,用你的道德示范作用和教化作用来立国,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而孟子说的就更简单一点,就是你只有在道德上有示范作用,你的政权才是有力量的,才可以得民心,进而能得天下。所以,他说“仁者无敌”,能做到爱人民,也能做到被人民所爱,你是没有对手的。由此得到了民心的王者,而不能够得到天下是不可能的。

他们说的有点儿简单,有点儿单纯。但是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呢,孔子还把它叫做“王道”,而只是靠压力、权力硬搞来掌握政权,他称之为“霸道”,他认为“王道”更靠得住,因为得了民心。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有其简单的一面,恰恰是孔孟希望自己的理论经世致用,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希望“修齐治平”能用简单的方法概括,使各级当权的人士,使君侯大王、王公大臣等社会精英都能接受这个道理。你是好人,爱人民,人民就爱你。世道人心好了,人民就好了,犯上作乱的就少了,国家当然就好了。

所以黑格尔不理解儒家的用心,他重视老子,轻视孔子。他说孔子宣传的那一套属于小学就应该弄清楚的问题,好像没有学术高度。孔子要求的不是学术高度,而是简易可行。

在学问问题上孟子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清醒的头脑越来越复杂;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头脑越来越简单,就看得很清楚很明晰;简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处理什么问题都有主意,都有自己的看法。上述这样简单的论点被中国人民所热爱、接受。到现代还要强调,以德优先。在实际生活中,任用干部人事工作首先要考虑“德”。

这里头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上述的主张里,还表示中国人的思路。这个思路,还带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就是“万法归一”,最后把它都统一起来。什么叫统一起来,就是怎么治国平天下,靠道德教化和示范作用。为什么实行道德教化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民心,因为,人性是善良的,这又是古代传统文化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坚持人性行善,所以权力系统,执政系统,必须是善的,你在道德上要站得住。你的道德水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人性为什么是善的,因为它天生就是善的,这是“孔孟”的主张。孔子说,一个孩子生下来对父母就是“孝”的,一个孩子对兄弟姊妹是有爱的,这叫“悌”,一个人在家里孝敬父母,与兄弟姊妹友善,长大后犯上作乱,这种可能性很小。孔子说什么话说的都是很准确的。

中国有个词叫“良知”、“良能”。“良知”就是不待教学就知,“良能”即不待教授就有这个能力。中国还有个词叫“天良”,就是先天地有了良善的一面。中国的政治常常有“诉诸天良”这样一个手段和方式,让老百姓跟着你走,你本身在道德上要站得住。这里又有一个概念出来了。“天”是什么?像“中国”这样,即是一个存在的概念,“天”本身就是无所不覆盖,“天”又是一个终级的概念,超人间的概念。譬如,天性如此,这是你所不能解释。比天还大,这也是你所不能具体衡量的,这就是“天”。项羽和刘邦打仗,项羽失败了,他最后说“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就是说,我打仗没犯过错误,但是我现在要灭亡,是因为天。天就是超人间的意志,“天意”这个词了不得,儒家的思想中,天意就是民意,民意就是天意,民心就是天心。甚至于中国古代到处收集民谣,民谣都代表天意。

由于以上儒家的理论,形成了个人与社会,天与人,政治与文化的高度统一。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文化的手段,文化做得好,政治才搞得好。天意表现成老百姓的意愿与要求,人性与道德也一致了,政治变成了人文化的问题。当我们讨论,一个君王犯错被推翻,就会说他是无道昏君。“无道”包含了道德的意思、包含了哲学的根本规律与根本存在。就是做的事不符合民意、民心、道德。

从道家来说,认为这违背了道。道家表面上和儒家相对立,实际不见得。因为老子也是相信人性善的。他有言,学道、研究道、修道,最终能如婴儿乎?。你还能变成婴儿吗,你如果跟一个婴儿一样你就是世界一个最好的人,婴儿不会侵犯别人,爱自己的父母,活泼可爱。老子也主张这点。

老子有句更深刻的话,他和孔子的说法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工与?”就是这个“天道”就像拉弓射箭一样,高的地方要往下压一压,低的地方要往上抬一抬,过于强的地方要弱化一点,因为拉弓的时候起码是这个四个手指头是往怀里拉的,拉的时候这四个手指头要保持很平衡才行,所以强的地方要弱点,弱的地方要强一点。你四个手指头,小拇指的力量最弱,所以小拇指使力气要最大。当然,射箭我也不懂、我也不会,他说得对不对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老子说“天之道”就是抑强补弱,就是抑高举低,高的地方就要往下压一压,他说“人之道”则相反。老子很厉害呀,他说可是现在有些人所做的事啊,违背了天道,人干的事是什么事呢?叫做“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说天道是“损有余以补不足”,天道就是要从那些强势群体身上刮些油水来,补助、帮助那些弱势群体,这叫天道。他说可是现在人间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生活并不幸福,而人间出现这样的情况叫“损不足以奉有余”,你越穷越受剥削,这不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了嘛。

所以,所有的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打出来的旗帜都叫“替天行道”,所以“替天行道”呢,还包涵了一种革命性、造反性、造反有理性。

但是老子也相信按天道比什么都好,老子认为最理想的境界是,你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去谆谆教导、谆谆嘱咐、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而是让老百姓按自己的思想往好处干,“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就是掌权者办好一件什么事,而且老百姓相信是他们自己办的。这个其实很符合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这个学说,就是让群众知道是自己解放了自己。

所以道家实际上也不否认“人性善”,他认为人完全可以做到“性善”的理想的境界,虽然道家说得玄了一点,但这一点也非常也趣,就是其他国家的文化他都分得比较清楚,文化就是文化、政治就是政治,各人的私德是私事,你的社会要求就是社会要求。但是我们中国认为,你小时候做婴儿的时候是个好孩子,随着你慢慢成长,你注意到修身是让你自己有完美的品德、德性,使你的天性得到正常的发育、成长,那么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和睦美好的家庭,你到了社会上做什么事,你就是一个正能量、正分子,你在社会上也是一个正面的力量,然后对国家就有莫大的贡献。对国家有了贡献,最后也有定义,有利于协和万邦。“协和万邦”也是习仲勋同志最喜欢使用的一个词,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这种友好、和谐、成功,实现仁治、实现德政,实现王道。

所以,我们从这里头又看出了中国的一种哲学化的思路,就是我们主张“一元化”。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个“一”的问题,我在这儿就不细细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了,因为那要费很多的时间,但“一”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很多的哲学思路,就是大管小、长管短,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最根本的、最宏大的、最恒久的概念,紧紧地抓住这个概念,就无往而不利,使我们的国家更好、使我们的军事更好、使我们的世道人心更好、使我们的家庭更和睦、使我们的个人修养更美好,甚至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因为,老子是讲摄生的,庄子是讲养生的,孔子是讲坦荡荡。孔子最注意吃饭,他对吃饭有“二十不食”,就是二十种条件下的饭是不能吃的,这我都不准备细说了。孟子讲“养移体、居移气”,就是你吃得正常、吃得合理,你的身体健康才会正常;你住得正常、住得合理,你的精神气度、你的风度、你的气质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认为,天下所有道理都是相通的,是“一”。但是,不要以为“一”是独裁的“一”、是专制的“一”,是一个呆傻的“一”。

中华文化还有另一面,说是事物每天都在变化。庄子提出的“与时俱化”,随着时间的变化,每件东西都在变化,庄子喜欢用“化”而不是用“变”,因为“变”是看得出来的,“化”是演化出来的。

但是《尚书》上孔子这一派是讲“变”的,他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中国的这种改革也是有根据的,中国的这种改革也是有它的传统的根源的,“穷则变”,就是说你有什么事办不通了就要变。

中国在讲“一”的同时,又留下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多”,中国人很讲究“多”,老子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一”会变成“二”就是“一分为二”,就是任何存在都会有自己的对立面,都有与自己矛盾的对立体。那么,有了“一”,又有了“二”,就会产生新鲜的事物就是“三”,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三”就是“多”的意思,“二”有了“三”就是万通,不断地产生新的东西,你除了对立面“二”,和“二”相斗争也好、相交流也好,就产生了“三”,那么“三”和另外的“二”,“三”的本身又产生“一”,那不就是“四”了,所以他就越来越多。所以,中国还有一个说法,说是“一切与一切的一”,在郭沫若的诗《凤凰涅盘》中就说到“一切的一”与“一的一切”,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是“一”,第二是“一切”,大家考虑考虑“一切”这个概念,这“一切”本来是“多”的概念,“一切”就是“多”,否则不用说“一切”,我家里有一个人,你就不用说“一切”,就是“一个人吃饱了一家人不饿”。可是中国认为“一切”首先是“一”,因为“一切”它混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存在,而所有的“切”是当部分讲,“一”是当同一性讲,同一的各个部分都属于这个“一”,“一”又要包涵、要涵盖、要面对各个部分,这个我现在还没完全研究清楚,因为有的资料说“一的一切”与“一切的一”最早是出现在佛家的《华严经》上,如果在座有喜欢研究《华严经》的告诉我,它在《华严经》的原文前后是怎么写的。

那么,“一的一切”和“一切的一”还受印度的佛学影响,这是非常东方化的,尤其中文这个字也有意思,它叫“一切”,它不叫“切”,也不叫“众”,“众”在这里当然说的是人,这咱们明白,它叫“一切”。

但我感觉有趣的是,前年秋天我去美国加州访问,在这个旧金山做了一个讲课以后,几个朋友到渔人码头去吃饭,吃完饭了,天比较黑了,在沿着海溜达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大的商店,这个商店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one is o”,意思是“一就是一切”。嗯,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它分得很严格、很清楚,美国人也懂这个啊。一开头,我还以为它是一元店呢,美国人不是有这种一元店,里面都是破烂的东西,一块钱你就拿走一样,你甭管什么,反正一块钱。后来我上网上查,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它已经关门了,我上网查啊,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家餐馆,“一就是一切”这是非常牛的一句话,就是你到我家餐馆来,就等于全世界所有的餐馆你都去过,好吃的我这儿都有,美国人其实牛起来,都会把“一”和“一切”结合起来,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路。

所以,中国人并不呆板,中国人经常有各种选择的余地。孔子最不呆板,孟子又说得更清晰,就是圣贤是各式各样的,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圣贤、圣人。圣人,也可以是君王,也可以不是,一开始是君王。按孟子的定义,圣贤、圣人是谁呢?最早是唐尧虞舜夏禹,这是中华三圣。然后,其次是周文王,第五是孔子,孔子是集大成者,但他不是君王,没有权力,他就靠 他的道德、学术、思想胜任。

但是,孔子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他最佩服宁武子,宁武子他为什么最佩服呢?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所在的那个诸侯国家,那个地区有道、很有章法,君王很有水平,这个时候我就会变得很聪明,我能参政议政、贡献社会。如果我发现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头,这个地区、这个小国、这个诸侯国,怎么办呢?立马我就傻了,我两眼发直,3+2等于几,我怎么算也算不出来,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不能装象,装象显出马脚来,就麻烦了。孔子说那个聪明劲我能学到,但是他那个该傻的时候就傻,我是学不到。

伯夷、叔齐是圣之清者也,伯夷、叔齐的特点是清高。所以周武王靠暴力推翻了商纣,我此时揣度,他们有点咱们王船山的那个劲,就是说我不能够和新政权合作,所以他躲到首阳山上采薇而食,最后饿死了,这是清高的圣人。

伊尹,圣之任者也,是一个担当责任的圣人。因为伊尹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他取得商朝第一个君王汤的信任,他是靠做饭接近了商汤的。因为,商汤喜欢美食,伊尹也研究美食,会做几样最绝门的菜,他在商汤那里就有了参政进言的机会,然后他做了商汤主要的大官,帮助商汤得了天下。他不但得了天下,汤死了以后,汤的儿子没有出息,毛病甚多,坏事,伊尹一怒把汤的儿子充军,轰到边远地区去了,名义上仍然让汤的儿子封了一个侯,但是这个侯什么权力都没有,都在伊尹手里头。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就骂伊尹,说伊尹这个家伙要篡国、要篡商夺权,但是伊尹没有这个思想,就是为了把国家管好。又过了三年以后、四年以后,有人来报,说他的儿子很多毛病都改了,已经重新做人了,思想改造成功了。让他回来,回来了就给他交权,你是君王,我是臣子,我听你的,从此老老实实辅佐汤的儿子来办事,这也是圣人。但是这样的圣人不是靠清高,不是说你表现得不好我就回去自杀算了,他是担大任者也,他是苦力。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就是这样的圣人。

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柳下惠呢,我们只知道他坐怀不乱,但是他的特点就是好说话,这个人和谐,和每个人都和谐,柳下惠的特点和事迹是什么呢?他当过大官,也当过小得不知怎么小的官,估计比科级还小,可能是副股级、办事员这样的官,但是他从来不计较自己官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奉禄的多少,而且他不管当大官小官,都官运亨通着,他自己的理念——为人民办好事,这也难得,所以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然后,孔子说我则异于似,似就是类似、这些,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既不是圣之清者也,也不是圣之任者也,也不是圣之和者也,我无可无不可,需要我当圣之清者也,我就当清者;需要忍辱负重,我就忍辱负重;需要我和和气气、笑口常开,我就和和气气、笑口常开。相反地,需要我采取手段,我就采取手段。孔子很灵活,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他是根据不同时间、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是圣之时者也。孟子还分析,因为孟子对孔子是最尊敬的,说孔子为什么伟大,比周文王要伟大,比尧舜禹都要伟大,因为他是圣之时者也,他出世、出山,进入行政系统、权力系统,他当官也有过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是由于和君王政治理念、道德理念、文化理念一致,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君王对待他特别尊敬,待遇特别高,孟子从来不回避这个,待遇这么好他能不试一试吗?这么好,看他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念,不能实现我再走;还有的甚至是由于颜面的关系、脸面的关系。所以孔子做官的次数很多,每次都是做的时间很有限。很多情况下就是做三个月,三个月他就辞职了,就走了。

孔子还有一个故事,好像是在卫国吧,就是那个保卫的卫。他就是在一个地方当官,那君王对他特别好。后来,有一次他主持一次祭祀的大典,(因为咱们中国都很重视祭祀的。今天,我在咱们南岳大庙,我们看到它也有不是?在石鼓书院也有祭祀的这个活动,祭祀的场所。)祭祀的时候送来的肉不符合祭祀的规格,祭祀的时候要有肉,但是这个肉是有一定的条件,要好肉。那还有什么条件我不知道。孔子一怒,辞职不干了,回去卷铺盖走了。后代的这些人就议论,说这孔子心眼小。说你那么大一个国,你这个肉来得不好,你等一会儿嘛,是不是?不行。你想,那个时代,时间观念又不像现在这样,你半个小时没好,肉没有找来,你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等着,等四个小时。好肉他临时宰猪宰牛也给你,要什么肉就什么肉给你送来了。你这么小心眼干什么?孟子解释,孟子也不呆板,也是非常聪明的人,说孔子为什么一次肉不好就撂挑子,就辞职,就卷铺盖了?是因为孔子在那儿干了三个月以后发现他的政治理念和这个君王不同,但是孔子又不想和君王把这个关系搞僵,所以咱俩不是一条道上的车,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那样一弄就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了,孔子变成了不同政见者了啊。是不是?然后别的国家就会赶快和这个小国闹对立,赶快利用孔子,你看,孔子都把这个君王否定了。对君王这种人,孔子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肉不好,我火上来了。肉不好你说能有多大错误啊,是不是?你肉不好说不定是那个送肉的人没有尽到责任,那君王后来把那送肉的人给杀了,把脑袋挂起来,完了,这事就过去了。谁也不伤面子,而且不造成政治矛盾。孔子孟子考虑问题都如此周到细致,这中国人脑子还得了,这中国人的政治经验太丰富了。

所以呢,他又有这一面,我们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叫“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叫“与时俱化,与时俱进”,我们叫“无可无不可”,没有绝对的不可。当然,孔子指的是伯夷叔齐那些,不是说干坏事贪腐也可,不是,那贪腐该杀头照样得杀。所以他有这一面,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它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中国人用这样一种文化的精神培育了自己,所以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容受能力也比较强。虽然你说起来这是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又分得诸子百家,但是,它需要的都可以调和。这点,南岳衡山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因为我们看南岳大庙的时候,它就是儒释道三者都照顾到了,中间是代表儒家,左边是代表佛、释,就是释迦牟尼这一派,右边这个代表的是道家这一派。

这个陕北有一个二郎山,我见过的最民间的这样一个拜神系统,它太热闹了,里面有释加牟尼的像,有孔子的像,有观音菩萨的像,有什么太上老君,三清,道家三清的像。有这个宋朝的,曾经被掠走的几位皇帝的像,它从宋朝就开始在那修这种道。有梁红玉,就是抗金的梁红玉的像。有二郎神的像,因为它叫二郎山。又有孙悟空的像,因为孙悟空的对手是二郎神,但是两个像也都有。又有送子娘娘的像,又有财神爷的像。一个山上能够供奉这么多各种不同的教派的这个偶像,这也只有中国做得到。

我在江南的家庙当中,除了这些像以外,我还看到过别的供奉,各位猜一猜是谁的像?贾宝玉的像。为什么供奉贾宝玉呢?这也有道理。因为按照高鹗的续作,《红楼梦》最后的时候描写,不是他们家犯了事嘛,抄了家了。后来过了一段时期吧,那个罪恶最大的人,那个贾敬吧,也死掉了。因为皇帝考虑到贾家过去有很多功劳,又恢复了他们的职衔。然后这个贾政去谢恩,皇上也听说了这贾政有这么一个儿子衔玉而生,叫宝玉。说你那个衔玉而生的儿子现在什么情况?那么贾政就说他跟着一僧一道走了,出家了,云游出家了。然后皇上听了,也是慨叹一番。他说,哎呦,原来如此。然后呢,皇上一高兴,说你儿子既然出家了,我给他封一个头衔,叫做“文妙真人”。“文”,因为贾宝玉算是喜欢文学,文学青年,所以他是“文”;“妙”呢,那贾宝玉当然妙了,是不是,贾宝玉能不妙嘛。这我开玩笑的话,而且这“妙”是少女两个字组成的,是不是。所以,贾宝玉是文妙真人。我这儿再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中华文化特色,中华文化特色不是君权神授,而是神权君授。是皇上让你成了仙了,你是真人了。真人就是仙,皇上把你封成了仙了,给了你一个“仙”的职称:文妙真人。既然是文妙真人,既然已经入了仙界了,所以我们家里头除了供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以外,我们也可以供贾宝玉。

所以这个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之活泼呀,也是无与伦比的。上述的这些说法里头,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中国长期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中它的落后的东西、保守的东西、专制的东西,当然是很多的。但是你如果认为中国的几千年就是一个“专制”二字能够概括的,也不对。因为事实上中国的帝王权力,它承受着一种文化与道德的监督,帝王啊,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一不二,口含天宪,生杀予夺,真正做到这一步的帝王并不多。根据我读历史所得的心得,这样的帝王,到不了百分之十五。另外真正窝窝囊囊受气的等着挨宰的帝王,也很少。大部分帝王也是起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受到文化和道德的约束,乃至监督。譬如说那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留美、有台湾背景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写的《万历十五年》。你可以看到,那个皇帝是动辄得咎,走路走快了要受批评;跳了一下,要受批评;哪个动作不妥也要受批评。

而在我们文化部的卜健同志写的《明世宗传》里面,我更看着有趣,明世宗是他爸爸的,他头一代的那个皇帝的过继的儿子,那个皇上他没有儿子,他是他侄子,所以他就过继到他这儿来了。那么他就任了皇帝之后呢?他一直有一种孝心,就是想念他亲爸爸,而且他想他这个继父就是上一代的皇帝,现在很明确,他是享受太上皇待遇,然而人已经去世了。坟墓非常大,石碑非常大,祭祀活动非常地隆重。可他父亲呢?还在另外一个角落里头,小小的,用现代语言来说最多是个亲王嘛。所以他就一直想,说既然我是皇上,那我爸爸不就是太上皇了吗?就想给他爸爸争取一个太上皇的头衔和待遇,但是做不到。所有的臣子尤其是老臣坚决反对,因为这是朝纲啊,这个皇上一代一代来必须明确,你不能上一代出来俩太上皇啊,这个等于天有二日,天有二日这还得了,是不是?明世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偷着给臣子们送礼。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给臣子行贿。我相信,咱们这个纪律检查机关从来碰不到这种事,是不是也有我不知道,不知道周书记您碰到过这种事没有,就是一个上级最高的领导给下边这掖点,它不是发奖金,是为了办成一件自己想办又办不成的事,偷着给人家送礼。但是他白送了,送了半天,那些臣子原则性很强,一人,一国,只有一个皇帝,一条线儿。第二,你作为个人来说,你只有一个爸爸,既然这个是你的爸爸,你亲爸爸,就是你叔,是不是?这个就做不到。所以他至死也没做到。这个文化很厉害的,你别以为皇上他敢改变文化,他改变不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看着更容易,朱元璋刚就位的时候,刚登基,第一个春天,他要犁地,要给老百姓犁地。现在泰国每年春天的时候,他们的国王、王后还要扶犁走一趟。然后(朱元璋)犁完了地,他要求雨,为天下百姓,农田农业而求雨。他求完了雨过了好几天还不下雨,这个事情非常严重,这牵扯到他权力的合法性,因为龙王爷不听他的,这个很急。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臣子懂点气象,当时又没气象台,臣子就告诉他,说这回可真要下雨了。什么土润啊,鸟飞啊,什么虫子跑,蚂蚁搬家啊,说就这一两天一定下雨,你赶紧再求一次,万岁爷再求一次。于是朱元璋就又求,求着求着“哗”大雨就下来了。证明这个皇帝啊,当然,龙王爷他敢不听皇帝的吗?是不是。第一次没求因为你刚上台嘛,刚上台这个龙王爷对你还不够熟悉嘛,是不是。第二次你说什么就算什么,立刻就下。所以明朝就定了一个规矩,每年皇帝求雨两次。这明世宗这位哥们呢,他当了这个皇帝以后啊,事很多,这个国家事非常多。求雨求两次,你后代的皇帝得求雨求两次,有时候也非常尴尬,因为你刚求第一次的时候“刷”雨就下来了,雨都下来了你过三天过五天你又求一次,你这不是撑了嘛,是不是?比如说你第六天求,求完了以后十天以内没下,你这不就更丢人吗?所以他就跟臣子们商量,说我们只求一次吧,不要搞这个重复动作啦。求两次,不行。老臣们啊,叩头流血。为什么呢?想起朱元璋来了,想起开国皇帝来了,想起明太祖来了,说太祖定的规矩,你敢改?说到这儿激动啊,那简直都恨不得当场就碰死在那啊。“有这样的皇帝,我伺候这样的皇帝,我不活了”,它到了这个地步啊。明世宗有什么办法,也照样没办法。

历代皇帝这一类的事啊多了,我就不细说了。所以说中国这种文化立国的观念,这种道德示范的观念,这种就是包括谏官,就是要允许给皇帝提意见的这些观念对中国的文化呢也还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没办法简单地否定它。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中国文化的历史底蕴。中国文化按现在的专家们谈。我说明下,我不是专家,我的本业是写小说,我这只是读书笔记、读书感想而已。按专家们的说法,中华文化到了最高层是宋代,是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当时中国的生产力、GDP、这个科举制度、文学、就是像什么《清明上河图》、和谐社会、小康生活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都是最好的。但是从元明,元不好说,因为元的时间不长,又是兄弟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所以这不好说。从明以来就开始显出颓势,什么原因?我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太无敌了,叫做“东方不败”、“世界不败”。中华文化它在当时那个地缘文化、地缘政治,它受不到任何挑战,它没有对立面,相反的都学它的,少数民族没法不学中原文化,日本学中原文化,韩国、朝鲜学中原文化,越南学中原文化,这些地方它们过去都是用汉字的。但是现在越南汉字用得越来越少了,朝鲜半岛它也取消了,但实际上用的汉字仍然非常多。像韩国的那些商店挂的很多还是汉字招牌、中文招牌,这个是这样的。东南亚很多国家受中国的影响。但是一种文化长期停滞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产生变化,一开头很美好的东西它变成老一套,一开头很有仪式感的东西它变得枯燥乏味了,走过场了,一开头大家极有兴趣的、接受的东西它就变成了成年老醋、成年老酱。所以李敖用一个词,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酱里加点豆子它还是那酱,这缸已经搁了几千年了。它有这一面。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因为现在有一种看法,我们强调传统文化,有人就说传统文化那么好那么好,你何必要搞革命呢?你要不革命咱们现在还就都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吧?“苟不教,性乃迁”是吧?“教之道,贵以专”那不多好?五四也错了,革命也错了。这样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文化已经碰到了停滞,已经碰到了僵化和老化的问题。尤其是在1840年以后,中国经历的已经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化焦虑、文化危机,这样的话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大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人民革命正是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全面的社会危机、外交危机、财政危机,也包括文化危机所造成的。我们想一想,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孙中山所讲的中国的处境,包括文化的处境。那比共产党、比毛主席讲得还严重,讲得还深情。

孙中山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已经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第一,帝国主义国家会把你灭(掉),让你亡国。不但亡了国,而且你会灭种。你的种子,你这几亿人,就把你灭了。孙中山说现在的处境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就像是鱼和肉啊,等着帝国主义的国家拿着切片儿啊,还是切丝儿啊,还是切块儿啊,还是剁陷儿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毛主席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孙中山还说,他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不如真正的殖民地。那时候的殖民地,比如说印度,你不如印度;比如说伊朗,你不如伊朗。所以就是中国是处在一个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我要非常强调我的一个观点,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痛切的反思激活了中华文化,给了中华文化以生机。尽管当时也有具体做法比较过分。正是中国的人民革命,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中国文化。那么,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也提出了希望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掀起文化建设的高潮。但是呢,毛主席的愿望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因为中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用我的说法就是,由于革命阶级斗争的惯性,使中国没有及时地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那么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使我们的文化焕发了新的活力,尤其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使人们有了文化自信的可能和基础。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现在是甲午战争的时期,八国联军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时期,我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提出这个文化自信来。我们现在提出文化自信来呢,还要看到一点,改革开放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适应能力、调整能力、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把握我们的步伐的能力。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了改革的高潮。

有的提改革开放,有的只提改革。而当时西方的一些政要,特别是卡特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瑞金斯基,英国的三任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政治家基辛格,他们都认为改革的结果促使苏联和东欧的政府垮台,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唯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事实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中国有应变的经验,中国有既迈大步变化又维持平衡和稳定的经验。所以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中国文化的渊源。

那么第四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华文化建设上的一些想法。我想,文化的概念应该是非常宽的概念。按我们国内的说法,我们说的文化就是以文来教化,所谓“以文化人”。但是你要按现在世界上的说法,这文化的概念还宽得多。就是说除了原来自然存在的东西以外,一切人类的经验、积累、智慧记载以及物质成果都算文化,所以现在文化谈得非常的宽。

譬如说,我来衡阳以前,北京的衡阳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到了衡阳一定要到寻粉记去吃鱼粉。衡阳感情有鱼粉文化,这完全可以说得通;我们这儿有南岳,非常美丽,令人赞叹陶醉不已,而且有那么多历史故事跟南岳在一块儿,我们可以说这是南岳文化;我们这儿有石鼓书院,而且石鼓书院咱们是叫讲坛呢,还是讲座,讲坛是吧?现在中国各处都有讲坛文化,你要是研讨会呢?又有研讨文化。你要是征文呢?又有征文文化,都是文化啊。喝茶是茶文化,用的杯子是杯子文化。用的电子文化,录音文化,复制文化,拷贝文化,什么都是文化都是对的。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越要抓几个大的条条,一个正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有文化精神,就是对我们最根本的、自古以来被人们所接受、至今仍然有影响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的选择能力。这方面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功能。

第二呢,保护我们的文化资源。如果要说到文化资源,我觉得衡阳确实是一个令人赞美、非常羡慕、非常向往的地方。我原来对衡阳知道的太少,我开始来以前我也找了有关的资料,来到这儿呢,衡阳的同志,也对我进行了启蒙教育,我觉得衡阳让人有兴趣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它确实是一个中华文化特别突出的代表,它本身就代表了中华文化。比如说啊,中国善于把各种不同角度的文化把它统一起来。比如一个“天”的概念,它既是自然的概念,又是超自然的概念,又是信仰的概念,又是道德的概念。我觉得在衡阳啊,咱们这一个山的概念,一个南岳的概念,一个衡山的概念,实际上又包涵这么多的概念。这里当然有信仰啊,有祝融神、有佛教的、有道教的、儒家的信仰在里面,有文化道德的概念在里面,也有某种祈祷愿望祝愿祈求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资源极其丰富,所以我们衡阳把他打造成一个文化名城,其实也不用打造,衡山已经是一个文化名山,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文化的影响力、文化的软实力,如果我们作为地域文化来说,任何一种古代的文化,不管多么高明,不管作为旅游的价值多高,参观的价值多高,怀念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还要求有两条:第一条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文化仍然是有效的,什么叫有效的呢?就是接受了这种文化,熟悉了这种文化资源,有助于提高你的文化质量、生活质量。中华文化为什么伟大?那么当然这么多人接受了中华文化,保持了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血脉,保持我们文化的历史。我们有几千年文化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文化还能够和现代化对接,但是又不是照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是走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显示了我们的文化的力量。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能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能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能够有助于实现全面小康,那么你光就文化说文化那是不行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非常明确,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这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我们不是清朝的臣民,在那接受传统文化;我们也不是唐朝的,虽然盛唐时期情况非常的好,也不是唐朝的臣民在那接受传统文化。我们是二十一世纪、是迅速地走向全面的现代化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全民小康的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接受现代化。

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各地在文化的发展上,有时候有一种比较着急的这种地方,但是文化这东西相对它发展得要慢一些,它有时候比那经济的发展还慢一些。比如,我们经济有三十多年都是两位数字的百分比的成长,文化不好说,有时候你太急于求成的话,反倒未必能做得好。

那我有什么正面建议呢,我也有一些建议,一个是我们文化不但要有文化的资源,而且要有对这些资源的研究,这方面的学术的发展;第二呢,我觉得我们衡阳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这个书记也跟我说,我们这儿有十二所高等院校。一般的像这个地级市里有十几所高等院校的并不多,包括有些副省级的也是,我都去过,它都不见得有这么多,因为它毕竟不是省会,你要是省会还不一样,等于全省的资源都在那里,教育抓好了,这是文化的根基。我们现在谈的文化可不能按中国的行政的划分,文化部管的只是文化里的一小部分,教育也是文化,最广泛的概念是文化。最早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因为“三个代表”里就有代表先进文化。有一次李岚清同志还专门到文化部和大家座谈,我当时早已经不担任文化部部长了,但是领导同志还一定让我去参加这个会。李岚清同志就说过这个,他说他跟江泽民同志说要突出教育,江泽民就笑了,说我说的这个文化当然首先就是教育,我觉得把我们这个教育做得更好,然后当然我们对资源应有的宣传、应有的保护、应有的发展这个力度也可以增强,尤其现代社会这个旅游的发达,对于弘扬我们的文化资源和这个文化气氛,也有很大的好处。

再有一个也没有什么很新鲜的,但我觉得也很重要,我相信咱们衡阳这边也完全可以做到,就是这个阅读的活动、读书的活动。现在连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头,每年也都提出这个阅读活动来,如果说我们在这阅读方面能够再做得,显出我们真正这个石鼓书院的传统、湖湘文化的传统、湖湘学派,尤其是儒学里面的湖湘学派的传统,能看出来我们真正还有那种阅读和求学的盛况,那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

最后就是说我们还要有一点自己的文化产品,你比如说同样是旅游,有时候作为旅游,我们的文化产品,我们跟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旅游的地方,你跟它比一比,你会看出来我们有一些文化含量还不够的这种地方,尤其是不能够走那个迷信的路子,走那个返古的路子,我们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我相信在这个衡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大家对一个衡阳的文化遗产高度地珍惜,也充满自信的情况下,我们衡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的名城,一个文化的名区,一定能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做出突出的贡献。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你们看我连一个字儿都没写,就是跟大家聊聊天,介绍那么一些情况,希望咱们还能够保持联系,经常交流、经常切磋,弥补我对衡阳文化长期无知的这方面的缺陷,罪过,谢谢大家!

【以下为现场互动环节】

主持人:好,谢谢先生的讲座。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先生娓娓道来,大家听得认真仔细,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那么,先生刚才在最开始讲课的时候就提到了,第一次来到衡阳,而且呢,对衡阳的文化非常地感兴趣。那么,在座的很多观众对先生来衡阳也感觉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所以,想跟您稍稍地互动一下,您看您?好,机会难得,那现场的观众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和先生交流一下好吗?好,这位。

观众:王老师您好。我是来自雁峰区的文化爱好者,我叫罗凯华。我刚刚感觉到您的讲座对我们衡阳的文化再腾辉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感谢您!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您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保护和弘扬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您就此谈一些看法,好吗?

王蒙:传统文化艺术,对吧?我想这样,这近十几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文化建设,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可以说提得越来越多,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确实获得了人民的响应。在学校里,在街道上,在图书馆里,在各个方面呢,大家也表现得相当的积极。

说明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文化建设,增进文化自信的主张是得民心的,是符合民意的,但是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就说我们一定还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我们不要忘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他的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那么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第一就是我们要分清精华和糟粕,例如封建迷信的东西,我们绝不能够随着传统文化把各种迷信恢复。为了这个,我们在21世纪一个科学进步发达的这么一个时代,绝不能搞迷信;

第二,有些原来的发展它受局限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就屈从于这种局限,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对于中国革命文化的成果,对于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果都应该也同样地加以珍惜,这是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些形式的东西、急躁的东西,唯独怕文化跟不上去,于是就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撞,就是像我所说的反正什么都是文化。老子究竟是安徽的还是河南的争个不休,李白究竟是湖北的还是四川的,也争个不休,然后争到西门庆究竟是哪儿的,他们要弘扬西门庆文化,我就不说不雅的话了。然后潘金莲是哪儿的也要争,最后现在一直争到孙悟空是在哪儿出生的,那孙悟空是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但是他说石头就是我们这儿的这块石头。像这样的争论,这样的文化,这种文化争论,它更多地标示的是我们的文化缺失。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教育做起,从读书做起,从学习做起,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乃至于一个人的,他的文化的素养,他的文化的内涵。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主持人:时间关系,我们就再请一位观众提问题吧。好,哪位?请举手,好,中间那位女士。

观众:王老师您好!您参加过各种论坛、讲坛,请问您对我们衡阳如何办好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坛,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呢?谢谢。

王蒙:这个石鼓书院讲坛的举办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情,我相信石鼓书院是完全有可能办得更好,就是我们要提倡一种,就是说,在我们这里讨论国学,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古代的学问而讨论,而是让它能够联系实际,能让它接地气,能够和我们今天的世道人心结合起来,和我们今天的发展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也看过一点对湖湘文化的说法。譬如说,湖湘文化是最重视经世致用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而且我认为,我们可以叫国学讲坛,但是我们讲坛的内容是可以扩展的,譬如我们现在介绍西方的一种文化流派,你完全可以在这儿讲。为什么呢?你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交流碰撞才有发展。钱钟书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东学西学,道术未裂”,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学问,他说“道”就是它的原则,“术”是它的方法,“未裂”,它不是分裂的,“南海北海,心理倏同”,不管是南海那边的,还是北海这边的,这个“心理”,我的体会不是心理学的那个说法,因为前面它说“道术”,“道术”是相对的两个字,一个是讲原则,一个是讲方法。“心”是讲动机,是讲一个人的他的价值,就是“心”,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理”是讲逻辑,“心理倏同”就是他的价值观念有相同的地方,(原文是“东海西海,心理倏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的逻辑方法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我们这个石鼓学院的讲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允许突破这个范围。也可以讲,譬如说最新的科学成就,中国的科学成就不得了,最近的这些,能源上有科学成就,航天上有科学成就,生命有科学成就,有很多很多的科学成就,也可以讲,这样的话只有丰富了才能够长久,我们石鼓书院讲坛就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热。

主持人:好,谢谢现场的回答,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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