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作家对待生活,要扎进去更要浮上来

2018-10-19 11:22|编辑:admin

在当今江苏文坛,赵本夫被公认为最具有文化异质性的作家。从斩获大奖的处女作《卖驴》,到中期代表作“地母”三部曲,直至最新长篇力作《天漏邑》,30余年间赵本夫不断探索、思考,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标识的创作风格,既豪放不羁,又瑰丽多姿,既厚重坚韧,又满怀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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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江苏文坛,赵本夫被公认为最具有文化异质性的作家。从斩获大奖的处女作《卖驴》,到中期代表作“地母”三部曲,直至最新长篇力作《天漏邑》,30余年间赵本夫不断探索、思考,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标识的创作风格,既豪放不羁,又瑰丽多姿,既厚重坚韧,又满怀悲悯。特别是他对土地、文明、人性等命题的思索,堪称具备了史诗般的磅礴品格,在江苏文坛独树一帜。近日,《文艺周刊》对文坛老将赵本夫展开了专访。

改革开放, 成就处女作《卖驴》

文艺周刊:您的小说处女作《卖驴》真实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渴望致富,又对政策“恐变”的复杂心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请您重新回顾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应该有特殊的意义。

赵本夫:《卖驴》是我1981年发表在江苏《钟山》杂志上的。和同龄作家比,这个年龄(33岁)才发表处女作算很晚了。实际上我从少年时代就立志文学,但70年代极左思潮笼罩文坛,对于报刊上的那些文艺作品,我是有所质疑的。但我并不着急,一直在读书、积累、思考、等待。

我爱读历史,读完历史就像活了几千年,此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文学经典。70年代,全县的许多书都被储存在县通讯报道组的仓库里,这些书就和我的办公室一墙之隔。我就和一位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徐州日报社工作的同事“里应外合”,钻进仓库里去取书,他负责在外面接应。就这样一直保持阅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我才真正动笔,并且一写就成了。《小说选刊》转载时还配发了中国社科院著名评论家杨世伟先生的文章,评价这部作品“出手不凡,一鸣惊人”。

《卖驴》中有两个典型细节:一是“孙三老汉”被毛驴拉进火葬场,二是兽医“王老尚”的神鬼鞭。两个不搭界的故事放在一起,作品的立意串活了,表达那个年代的农民有如惊弓之鸟,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悲哀,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对国家发展前途的信心,正因为如此,孙三老汉最终没有“卖驴”。这一点是我在和农民的长期相处中特别深刻地感悟到的。

文艺周刊:除了《卖驴》,同时期创作的《“狐仙”择偶记》《绝药》《绝唱》等短篇小说也十分惊艳。这些作品取得成功,是否缘于您对于乡土社会的长期观察与积淀?苏北故乡对您作品的气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本夫: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是扎根于、也得益于我所生长的苏北大地。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后,就回到乡下工作。后来被调到县里做新闻报道,其后又有六年时间,是在农村工作队与农民吃住在一起。割、砍、锄、耪,摇耧撒种,所有的农事我都能上手。得空的时候,还背着粪杈子四野捡粪,顺便去外村找人下棋。周围几十里地,哪儿有高手,我都知道。这一段时间是我创作的重要准备期,让我真正懂得了脚下的土地,了解生活其间的农民的情感、愿望和心理。《卖驴》就是我以小说的方式,为农民说几句话。

至于作品的气质,我希望写出豪放、不羁、坚韧、厚重而又满怀悲悯的作品,对这种气质的追求和它最终的形成,和苏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关系。徐州连通中原,既是黄泛区,又是从古至今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徐州人自古关心天下事。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地域文化背景,是很大的缺失,但另一方面,如果作家不能从这种地域文化中超越,则很难达到一个高度。

文艺周刊:说起您的短篇小说创作,不得不提起《天下无贼》。2004年《天下无贼》被搬上银幕,这一成功的商业改编使您这位纯文学作家迅速闯进了公众视野。您自己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赵本夫:《天下无贼》只是我比较重要的短篇之一。当时冯小刚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得到了这部作品的版权,当时他还希望我能亲自把小说改成剧本,我想想没答应。我跟他说,小说写完了,我就是个甩手掌柜。

在《天下无贼》中我想写出的是人性的复杂,好人也有邪恶的一面,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小说中的王丽和王薄这对贼就是这样的人。有人说这部作品太理想主义了,把傻根写得那么单纯,把贼写得那么好。我倒认为,有人愿意坚守美好的信念,有人愿意呵护这个美丽的肥皂泡,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文学本就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质,总要呼唤一点什么。

采风和远行,构成我文学的一部分

文艺周刊:在您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值得铭记。1985年夏天您骑着自行车,沿着黄河故道骑行了20多天。这次远行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本夫:应该说直接促成了我创作的转变。1985年之前,我的作品主要反映农民的疾苦和追求,同时探索国民性,1985年至今则主要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生命状态、社会和人性的残缺等。

我的故乡徐州位于豫苏皖鲁四省交界处,黄河改道后,给这里留下了丰腴的土地。1985年,我沿着黄河故道采风,20多天骑行了1000多公里。一天午后,我看到残破的大堤下有一个老人正在劳作,这个场景太有画面感了,一下子就击中了我:老人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属于谁?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片土地曾有过多少主人?再过两百年、两千年,这片土地又将属于谁?大地谁都不属于。她只是“母亲”。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多少开疆拓土、割据攻伐的惨剧,都是因为错误地把土地当成了财富。人类只有把大地当作母亲,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变得美好。沿着黄河故道的这次考察,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创作轨迹。此后十年间,我写下《涸辙》《走出蓝水河》《蝙蝠》《陆地的围困》等中短篇小说,并开始酝酿长篇系列“地母”三部曲(包括《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三部长篇小说)。

2005年我还进行了一次历时五个多月的远行,是到西部“流浪”。我始终认为,文学从来不是文学本身,而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综合,作家没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写得再多也只是自己的庭院文化。作家还是要回到人间,凭借一点个人体验,光在书房和咖啡馆里待着是远远不够的。

文艺周刊:这段时期您的文学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赵本夫:《卖驴》等“为农民说话”的作品取得了成功,但随着视野的开阔,我意识到优秀的文学应该是在更深层次上与人类的命运对话,我希望自己写出有历史纵横、有文明演进、有人类胎记、有神秘色彩、有东方哲学内涵的中国小说。我认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具有三种品格:一是宗教感,就是对于文学艺术的一种执着;二要有对信念和价值的坚守,不能哪儿热闹哪儿去,到处赶时髦、赶潮流;三要有诗性。文学创作要基于现实,但又要能“飞”起来。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呈现出最大的艺术张力。

文艺周刊:“地母”三部曲使您获得了“中国的劳伦斯”的美誉。站在人类文明转型的十字路口,您和20世纪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无疑有着共同的关切,即对文明演进的利弊得失发出永恒的追问。对此,您能详细谈谈吗?

赵本夫:举个例子,《无土时代》的主人公石陀,没事就偷偷用锤子砸开马路,让小草从露出的土地里生长,他建议城市绿化应该种麦子,还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人类的各种现代病都是因为“不接地气”。确实,城市文明已经远离和抛弃了土地。他们住的是高楼大厦,脚踩的是“无土地”,脚下的一层水泥地,把人和土地全隔开了。所以,怎么理解现代文明?文明的本质是秩序,没有秩序就会天下大乱,但文明是把双刃剑,当它造成人类对土地的远离、对自然的戕害、人自身生命力的萎顿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疏离,这种文明还是我们需要的吗?文明的演进需要我们不断对之前的秩序展开追问:它是对的吗?当然,石陀的做法有些激进,但文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文学已经太多了,它需要的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强化作家自己的观念。有人批评我“向后看”,但我认为,我的这种观念恰恰是超前的。

写作,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

文艺周刊:去年您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天漏邑》,这是继“地母”三部曲后,您耗费十年心血写出的一部鸿篇巨著。它延续了您在“地母时期”对土地、自然、文明等命题的思索,同时这种思索在向更远更深处推进。您能具体谈谈这部作品吗?

赵本夫:《天漏邑》有两条线索,一条讲述从天漏村走出的抗日英雄宋源、千张子的故事,这条线索交织着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惩罚与宽恕等对立复杂的命题;另一条线索讲述大学历史系教授祢五常探秘天漏村的历程。小说里,天漏村是女娲补天时留下的一个破绽,为的是“泄风雨雷电”,警示惩罚这里的罪人。这样小说就有了寓言色彩:在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之间,背着原罪的天漏村后人们艰难地行走在刀锋之上。

写《天漏邑》,最主要想表达的其实是和解。哲学告诉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而文学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和世界相处。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宋源还是千张子,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叛徒,特别是千张子这个“叛徒”,立功无数,却因忍受不了敌人的酷刑而“在一瞬间发生了迷乱”。这说明,人也有“漏”。我这么写不是替他开罪,而是想表达,人应学会尊重差异,尊重世界的丰富性,学会与生活、与自身和解。我和年轻人聊天时经常会劝他们,当看到社会、他人和自身的问题时,要想办法积极改进,这才是一种成熟的心态。社会人生都应当倡导一种正气。就像《天漏邑》结尾处引用《周易》的话说: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文艺周刊:尊重差异,尊重世界的丰富性,您的这种观念是否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赵本夫:是的,和而不同,和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和西方人说和而不同,西方人不理解:不同的事物怎么能和?他们的思维是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不是对就是错。外国朋友来我家,我让他看看窗外,窗外有灌木、乔木,有各种动物、植物,它们各有各的生存智慧,彼此间的差异构成了互补,才使得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又和谐相生。我说,你们美国是参天大树,但只有参天大树能称为世界吗?世界多元化的本质就是和而不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世界的最古老也是最时髦的智慧。

在这里我想顺便谈谈文化自信,我们没必要妄自菲薄,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东西。现在,如果一个艺术家的家里放着一口棺材,我们会觉得很前卫,但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家里只要有老人的,一定会备好一口棺材。我的一篇小说《老槐》里还写到这个,里面两个老人各自夸耀自己的棺材多么多么好,一点也不认为犯忌讳。所以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生与死的转换是很自然的,你说这观念不现代吗?还有中国传统家具,都是用的榫卯结构,不用一颗钉子,也不上油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木材原有的气息和光泽。但是在西方,为了使木制家具结实耐用,他们发明了三合板、五合板,把木料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我对外国朋友说,你们终于把木头征服了,但是真正的木头已经消失了。所以中国和西方相比,到底谁更尊重自然?

文艺周刊:您对当代作家特别是活跃在江苏文坛的作家有关注吗?关于现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您怎么看?

赵本夫:也会关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国最好的小说一定和世界是同步的,特别是我们江苏的作家队伍比较整齐,在全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人说江苏的文学欠缺厚重感,我认为这么说有失公允。厚重感不光体现在对社会历史题材的开掘上,有的作家擅长书写个体的情感体验或者其他题材,把每一种题材写到极致,那就是厚重。《战争与和平》是厚重,《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厚重。

文学批评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文学批评不能变成“人情批评”。我做过近20年的《钟山》主编,和很多批评家都是朋友,但我从来没对谁说过:你给我的作品写篇评论吧。甚至我给批评家朋友寄书时会附上一张小纸条:不必写任何评论。在我看来,不强求是一种尊重,也是为了文艺批评健康发展。批评要把人情的因素剔除出去。要面对文本,不要面对人。另外,在世界文学面前,我认为中国批评家应有自己的批评视角,应该面向世界文学,建构中国特色的批评体系。

文艺周刊:能透露下您手头上正在进行的作品的情况吗?写了这么多年,担不担心自己会落后于时代?

赵本夫:新作的情况目前还不能透露。到了这把年纪,确实对社会生活直接参与得少了,更多的时候是旁观,但这并不影响什么。写作,不仅要扎进去,还要浮上来,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最终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还是他的思想和精神。

赵本夫,1947年出生于江苏丰县,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至今发表出版小说近500万字。其中,“地母”长篇三部曲之三《无土时代》获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系列,并入选《共和国作家文库》。2018年,最新长篇小说《天漏邑》荣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长篇小说奖。根据本人小说改编拍摄的影视作品《天下无贼》《走出蓝水河》《青花》等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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