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上的井冈山

2016-08-25 04:52|作者: 余艳|编辑:田炯阳

她是伟人背后的女子,她的内心世界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她与他的爱情、婚姻至今仍带有许多神秘色彩。   

  (1)无论怎样都睡不着……总是不见来信


  这是一个月淡星稀的夜晚,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几人悄悄送回了板仓老家。


  即便是在晚上悄然回家,毛泽东也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那正是白色恐怖疯行城乡的非常时期。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似乎越杀越红眼。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等著名共产党人相继遇害。在当时的中国,连乡下都知道,抓一个“红脑壳”,政府就奖十块大洋。像毛泽东这样著名的“红脑壳”,自然是反动派枪口随时瞄准的对象。


  1927年,是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死中求生的一年。


  这一年的湖南长沙更是惨烈。


  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纷纷倒毙于敌人的枪口与屠刀之下。当时的长沙,从南门口一直连向天心阁,城墙上皆挂满了革命者的头颅。有的甚至还不是革命者,只是被那场疯狂屠杀而误杀的普通百姓。据说连当时的狗,也因为吃惯了人肉而吃人成性,见到活人就一顿乱咬。到6月底,共产党员、工会农会干部以及国民党左派被杀者已达500人以上,三湘大地有“死地”之称。


  这一年,也是毛泽东动荡徘徊、忧心忡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共五大,毛泽东关于“开展土地革命、迅速发展农民武装”的提案,没有引起大会重视。


  这一年,眼看着一个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纷纷倒下,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还在忍耐、迁就、让步,观望……


  这一年,曾经在毛泽东心中沉思日久的一个思想越来越明朗坚定:拿起枪,组织自己的工农武装。


  可是,要完成“武装斗争”这一大步的跨越,毛泽东知道,先要走出1927年最关键的一步:巧妙“摆脱”老拧巴的陈独秀。


  这一步,毛泽东没按常规出牌。他避虚就实、扬长避短地睿智了一把。1927年8月初,毛泽东和他的心有灵犀的共产党员们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巧妙设计,让陈独秀未能出席。结果,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被排除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再次顺利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抓住来之不易的话语权,让会议接受他的建议:继南昌起义之后,马上在中国农村发起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会议上特别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次会议,毛泽东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回湘组织秋收起义。作为秋收起义的建议者,毛泽东自然也成了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他明白,秋收起义的枪声一旦惊响在湖湘大地,斗争的方式将由暗变明。那一声枪响后,无论是他还是他的起义部队,都将会引来敌人疯狂的围剿。从此以后,夫妻恩爱与儿女天伦肯定将从他生命中淡出。等待他的,定是枪林弹雨中的残酷搏杀。


  就在板仓,就在杨开慧简陋的卧室,毛泽东夫妻一别,就再也没有相见。


  那天,黑夜中的告别,虽然比从前任何一次告别都要匆忙。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的显得重复啰嗦,老是反复叮嘱妻子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杨开慧后来对堂妹杨开英说,从前,她跟毛泽东的任何一次分别都没有那种掏心掏肺的感觉。可那一次偏偏那么奇怪,那个人一融进夜色中,她的心就空了。


  事实上,杨开慧的直觉没有错。那黑夜中的匆匆一别,竟成夫妻永别。那煤油灯下的最后一眼对视,竟成了后来岁月中回味不尽的终极影像。


  这以后,杨开慧就开始了彻夜难眠苦度时日。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晨(辰),十多天了,总是不见来信……


  (2)我简直要疯了……人越见枯瘦


  也许是一种莫名的预感在作怪,与毛泽东别过多次的杨开慧,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分别那样令她心神不定:


  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恼(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手稿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比比皆是,但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少妇思夫。那段时间,在杨开慧的那些思梦中,肯定多是噩梦。国共两党越来越激烈的武装对抗,她当然明白,身处对抗前沿的毛泽东,每时每刻将会面临着什么。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里,看报成了杨开慧每天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


  杨开慧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报纸看,就连已经看过的报纸,都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那些消息让她感到虐心,但她还是忍不住想看。就好像不得不看的病中亲人,不看不放心,看了又虐心。


  报纸上的“赤匪”被描绘成惶惶不可终日的走寇。在各路武装的围追堵截中,那些“赤匪”似乎只有挨打逃窜,而无还手之力。杨开慧从报纸上得知,丈夫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似乎天天在敌人的追杀中东躲西藏,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并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丈夫的队伍越打越少,最后一小股赤匪流窜到了井冈山,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


  杨开慧虽然不完全相信报纸上的说法,但同时她也明白,在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里,丈夫毛泽东和他的起义部队,会遭遇怎样的困境。


  其实,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和他的起义军,要比杨开慧想象的境遇更糟更难。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爆发。开始,枪声打响之后,起义部队曾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起义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曾写下一首词,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秋收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初战胜利的喜悦还没从战士的脸上消失,起义部队便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于是,部队中那股被胜利燃烧起来的激情马上低落下来。在这个兵源来路不一的起义部队中,悲观丧气的情绪就像瘟疫一样在部队中传播蔓延。


  偏偏这个时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人却遥遥发来指令,要起义部队继续攻打长沙。而起义军内部,憋了一肚子气的个别将领也主张继续攻打长沙。毛泽东权衡再三,认为这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最终,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走。


  起义部队在转移过程中,毛泽东顺势完成了两个重自选动作:一是浏阳文家市的会师转兵,二是三湾村的“三湾改编”。前者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重要转折点,后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基本治军思想:党指挥枪。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的一条“注意”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规定细到了红薯,可见当时的起义部队军纪之涣散,已到了何等令人担忧的程度。


  但是,把中国工农武装引向正确方向的毛泽东,这一保留革命火种的撤退,却被当作违抗党中央指令而受到严厉处分。“右倾逃跑主义”、“可耻的退缩者”,甚至被传令者误传为开除党籍。就连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都要毛泽东做出自我反省……


  在板仓,与毛泽东魂系梦绕的杨开慧像有一种生命感应。


  站在门前,心里跑到他那里去了。好像看见他带着一种凄黯的神色在那里。


  杨开慧当然不可能想象丈夫受什么处分,她只是心忧与心疼地想象着他的艰难。带着一种凄凉神色的毛泽东要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山上的部队可能没有粮食,可能没有医药,可能没有衣服,可能没有子弹,可能有很多糟糕的可能。


  在杨开慧眼中,曾经毫不起眼的那个井冈山,当时已成为她心目中最要命的山。夜里梦见那座山,醒来想着的还是那座山。


  (3)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不能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思念,而更多的是因为牵挂与担忧。


  杨开慧非常明白,在那时那刻,她就算寻到井冈山,等待她的并不是夫妻团聚的喜悦与浪漫,而是同甘共苦的艰难,是生死与共的命运。甚至,就是死亡。


  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


  已经给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的杨开慧,这句话绝不是自以为是之言。在杨开慧那些伴夫走天涯的日子里,她知道,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不屑于生活琐事的。甚至面对危险也仍然没有应有的警觉。


  杨开慧不会忘记,当年她陪毛泽东回韶山,得悉省长赵恒惕要派兵抓捕毛泽东,而且抓捕的部队已经向韶山奔来。得此消息的毛泽东竟然从容不迫的要带着杨开慧母子几人一块走。要不是杨开慧一反常态的暴怒催促,后果还真不敢想象。虽然,杨开慧也明白,毛泽东要带妻儿一块走,是不放心把她们母子丢在韶山。抓不到毛泽东的那些捕兵,极有可能把她们母子抓走。但是,当时的杨开慧心里只有毛泽东的安危,根本没考虑自己将会面临什么……


  毫无疑问,那时那刻的杨开慧绝意要上井冈山,明显带着共赴危难的强烈意识。在杨开慧貌似纤弱的身躯里,多情善感的情怀与刚烈倔强的个性同时并存。即使没有杨开慧英勇就义的那一幕,单看杨开慧的手稿,就不能不让人坚信:如果需要,杨开慧随时准备为毛泽东去死。


  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藏在墙洞里的这些心语,可不是杨开慧的自夸自的人前之语,而是她真实的心声。


  中国历史从来不乏贞妇烈女的故事。中国女性漫长的人生中,嫁给了一个男人,也就嫁给了一种命运。像王宝钏,十八年守成一座活的望夫石……


  但杨开慧显然不是王宝钏。她是一个女人,同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杨开慧意欲奔赴井冈山的冲动中,无疑包含了激情燃烧的信仰与舍生取义的大气。革命有难,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但是,如果把杨开慧按捺不住的冲动仅仅理解为共产党员的本能反应,恐怕也嫌简单。历史地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种事实:在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中,只见女人为男人而死,却少有男人为女人舍命。正如那些被捕的革命者们,只见变节的男性,而少见叛变的女人。


  其实,在那些贞妇烈女的故事中,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敢漠视的精神特质:忠贞与坚守。飘流在民族文化之河上的那本《女儿经》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历史的轻风仍然会把书中的碎片吹到人们面前,并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余香。


  作为著名伦理学家的女儿,杨开慧自然有机会接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熏陶与浸润,并把它们化为中华女性共同的某种姿态,在历史的原野摇曳出一个大写的花名:中国女人。


  也许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杨开慧当时的去意彷徨:


  作为革命者,在革命遭受挫折之时,理应挺身而出,与战友们一道并肩;


  作为一个妻子,在丈夫遭遇厄运之时,理应相行相伴,与丈夫共度难关;


  作为一位母亲,杨开慧却又不能无视三个儿子的存在……


  革命需要战友,丈夫需要妻子,但儿子需要母亲。也许正是这多重身份增加了杨开慧选择上的两难。


  杨开慧肯定也曾经想过要把三个儿子一并带到井冈山。但那种念头恐怕也只能随着一声叹息而自然消失。在东躲西逃的艰难困境中,真带孩子走,无异是把三个孩子送上杀场,又同时给革命增添累赘。可是,把孩子留在家,自己一人前往?那孩子谁管?母亲年迈,一人带三孩儿,显然不现实。托付他人带养?杨开慧不忍,何况毛泽东知道也绝不会赞同,甚至会极为不悦。


  爱夫爱到骨子里的杨开慧,自然不愿意惹丈夫不快。一头丈夫一头儿,杨开慧能怎么样?会怎么样?


  天地没有回应,命运闭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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