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的爱他呀

2016-08-25 04:52|作者: 余艳|编辑:田炯阳

她是伟人背后的女子,她的内心世界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她与他的爱情、婚姻至今仍带有许多神秘色彩。   

  (1)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那段时间里,杨开慧每天最重要的心思就是盼信。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检(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这几个小宝,我终于不能去逃避。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下来了……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杨开慧说的那封贵重信,是毛泽东用暗语写来的,信中说:“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接到来信的开慧禁不住喜极而泣。


  其实,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信并没有告诉杨开慧太多。她更不知道,在收到这封贵重信时,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次。他不但被撤去了党内要职,竟然还被传言“开除了党籍”。于是,毛泽东病了。当他孤独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在山道上时,那情形看上去已经没有“霹雳一声暴动”的气概了。


  就在毛泽东身心疲惫情绪低迷之时,有一位十九岁的少女及时在毛泽东身边出现了。


  少女名叫贺子珍,在当时当地被称为“永兴一枝花”。这位能骑善战的年轻女战士,对来自山外的青年毛委员似乎特别关注。尽管,眼前的他体弱多病,头发过长越发显得单廋,但是,年轻女战士贺子珍却仍然强烈地感觉到,在青年毛委员落魄的外表下,在那双忧郁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甚至连那瘦削却不失挺拔的身影,都彰显一种男人的孤独与倔强。


  要说毛泽东对女战士的那双明眸视而不见,那有点不现实。更何况,体弱多病的毛泽东还时不时地享用着贺子珍为他弄来的那些可以补身子的山雀、泥鳅等美味。不难想象,当身心俱糟的毛泽东在品尝着那些美味时,也无意间品味出了一位少女弯弯曲曲的心事。


  腿伤稍见好,毛泽东便忍不住想出去转悠了。他当然清楚,脚下的这块土地,将是他和他的起义部队长期立足的地方。对这么个命运攸关的地方,不熟悉地貌、不了解情况的毛泽东,自然要深入调研的。于是,年轻的女战士贺子珍自然而然成了毛泽东的向导,甚至还是拐杖。


  在两个人的山间小路上,话题涉及革命和工作,也涉及日常生活。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跳出了弯弯曲曲的山道,飞到了更广阔的空间。偏偏毛泽东不张口则已,一张口便是妙语连珠落玉盘的美妙,话中的世界便是贺子珍倍感新鲜的另一个世界。也许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他进行社会调查时,他自己也正被一位女战士悄悄认识。


  其实,在见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名字并不陌生。读书时候,她就早已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比如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政治周刊》上的文章,那些一气呵成的排比句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面对那些美文,贺子珍曾经猜想,能写出这种锦绣文章的人,一定是个长得很丑的人。因为公平的造物主不会让一个人把好事占全。在让他拥有深刻透辟的思想的同时,还让他拥有赏心悦目的容颜。可等贺子珍知道来井冈山的这个人,就是写出那些美文的人,贺子珍才知道,造物主也有不公平的时候。


  然而,无论山道上的脚步挨得多近,两颗心却似乎挣扎着不敢靠得太近。因为毛泽东告诉过贺子珍,在湖南老家,他早有妻子和孩子。


  井冈山之外的杨开慧自然不知道,她日夜牵挂的爱人正面对一位少女的深情而苦苦挣扎。此时的杨开慧,仍然在思念的迷途上越走越远:


  ……连那他写的字,只要是他的,一概变了比珍宝囊还要要紧些。太难过了,我疑惑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毛。在这时,我感到一种爱惜了,连那几个。大寂寞了,太伤心了!


  杨开慧笔记中,提到肚子里的“小毛”,虽然很快被确诊是一种假孕。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杨开慧在思夫的心路上,已经把自己给丢失了。


  (2)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1928年5月,朱德、陈毅所部与井冈山的部队会师于宁冈龙市。自此,“人不过千户,粮不过万担”的井冈山呈现出了异常兴旺的景象。


  一时间,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青共产党人,操着各自的湘音、川调、粤语、赣声以及客家方言,碰响在罗霄山脉的中段,汇成了一曲不同凡响的井冈山革命大合唱。


  从此,“朱毛”红军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日日更新的民间传说。并在那些传说中,把朱毛传成了不同版本的神话。


  从此,小小的宁冈龙市仿佛在一梦之间变成了中国举足轻重的政治要地。


  也在此时,毛泽东终于走出了政治上的低谷。首先是朱德、陈毅证实,党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所谓决议是误传。然后,他们又带来了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的充分肯定。朱毛会师之后,两部合为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朱德、陈毅等人很快发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那不一般的眼神。这两位喝过洋墨水的青年将军,在此时此刻此山此地说出的话,可没有半点的起承转合。他们直截了当的几句话就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穿了。


  1928年5月28日,毛泽东与贺子珍以吃顿饭的形式结为了革命伴侣。


  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又许久没有信了,不眠症依然来到。


  在毛贺结合后不久,远在长沙的杨开慧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这人就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此时的杨开明已被任命为湘赣特委书记,即将到井冈山的永新赴任。杨开明此行前来与堂姐见面,一是与杨开慧辞行,二是问杨开慧有没有东西捎到井冈山。


  见到堂弟的杨开慧,几乎就把堂弟杨开明当成了活生生的井冈山。那极端细节琐碎的询问,恐怕除了杨开明能耐心作答,再没有别人能认真听认真答。


  其实,对井冈山上的情况,杨开明早已知道个大概。但他没告诉姐姐井冈山上的实情。


  没有把这事及时告诉姐姐,杨开明出于某种善意,虽然可以理解,但应该也是一种残酷?或者叫善意的残酷?残酷的善意?


  偏偏这次,杨开慧托堂弟杨开明带去了两坛豆豉辣椒和两双亲手做的布鞋。


  可以肯定的是,那两双布鞋不是赶做的,那是杨开慧于极端寂寞时的排遣。甚至可以说,那鞋底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杨开慧写在鞋上的另一行行思念的文字。


  当毛泽东看到杨开慧捎来的那两双布鞋,一向妙语连珠的毛泽东沉默了。


  当时的杨开明恐怕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面对那两双布鞋,也许两个男人说话也尴尬,不说话也尴尬。好在那种尴尬并不伤及某种默契。那不是男人之间的默契,那是革命者之间的默契。因为,在毛泽东和杨开明心中,有一杆铁秤是永远不会失衡也永远不会弯曲的。那就是——革命利益的天平。


  但人的心中不可能只有一杆秤。当革命暂时淡出心中的某些时候,情感的天平便会不失时机地潜入人的心底,并不怀好意地把人心钩在秤杆上不停地荡秋千。当时的湘赣特委书记杨开明,就在堂姐杨开慧和曾经的堂姐夫毛泽东之间来回摇摆,在理智与情感的两头时高时低、时重时轻。


  对于远在故乡的那位堂姐,杨开明可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位清纯得不惹一丝尘埃的女人。而且在杨开明的心目中,堂姐杨开慧甚至比亲姐还要亲。在长沙读书的那段时间,住在长沙的他们一家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仍然历历在目,姐姐是把他视为至亲啊。后来的杨开慧在料定生命无多之时,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托孤给杨开明,足见姐弟之间的那种亲情非同一般。杨开明不敢想象,一旦得知毛泽东生活变化的真相,清纯如透明人一般的姐姐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最让杨开明纠结不已的是,在天平另一头的毛泽东也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人。在杨开明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仅是他曾经的堂姐夫,也是他的同志和战友。毛泽东还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是他学生时代所崇拜的偶像。


  可以想象,杨开明见毛泽东无疑是理性的。那种理性可能不仅仅来自于革命利益的原则,也许还来自于毛泽东身边的那个女人贺子珍。


  身在井冈山上的杨开明,自然有机会耳闻目睹贺子珍的处事与为人。在井冈山根据地,那是个有口皆碑的女人。


  杨开明就亲眼见识过贺子珍让人为之一动的另一面。那次,杨开明正与井冈山的几位领导开会研究工作,突然得报敌人的部队正向这边摸来。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一听,想都没想便摸出双枪冲了出去,竟凭两支手枪逗着敌人追着自己满山跑;杨开明自然也听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备有个随时准备离开的行包。说是一旦开慧姐姐上山来,她就背上行包让位走人。取代堂姐的竟然是这么一位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女人,杨开明还能怎样?他除了沉默只能还是沉默。


  身在井冈山的杨开明自然也发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众人面前的避嫌和收敛。对此,著名作家王行娟在她的《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曾对毛泽东的心理负重有过细腻的描述: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李的贺子珍,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聊。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


  “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着你。”


  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能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好一会儿,她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像正常状态下的那个毛泽东。但正是这种看似不合毛泽东性格的拘谨与避讳,让人感觉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负重。


  对毛贺之恋,《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对此作了一种中国式的解读:


  “这一点很合毛的脾气,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大胆的社会实践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及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泽东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固地保持下去,直到因外部因素而发生突变。”


  我由此想起了井冈山上的另一位年轻女战士曾志。这位红色夫人,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时候我们有今天没明天,我们没有时间卿卿我我,我们是大情大爱,爱得更热烈,也只能爱得更直接,爱和生命每时每刻都连作一起,如果说男人革命是用生命,那女革命者是带着情和爱投身革命,直至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因为,女人的生命和爱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消亡,另一个必定跟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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